摘 要：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蘊孕育了徽州傳統家具的獨特性。本文由中國傳統文化的“禮”的思想分析入手，通過對徽派家具影響因素研究，著重分析“禮”的指導思想在徽派古典家具設計中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徽派家具；禮；設計
中圖分類號：J52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6-0223-03
一、“禮”的思想解說
中國傳統文化對“禮”有多種解讀。一般而言，分為禮敬之“禮”，禮制之“禮”，禮儀之“禮”，禮度之“禮”等。本文主要分析禮制之“禮”對徽州傳統家具設計的意義及深遠影響。
禮制之“禮”在中國文明史上源遠流長。早在東周之前已有夏禮、商禮、周禮。西周時期，禮制之“禮”已經比較完善。統治階級通過“禮”“樂”教化民眾，實行統治。春秋時期，孔子進一步完善禮制之“禮”。孔子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進一步強化“禮”在國家統治中的地位。戰國時期，孟子把“仁、義、禮、智”作為人們基本道德規范；“禮”是評價一個人德行的標準之一。其后荀子在《禮論》中進一步明確了“禮”的社會作用和意義，認為“禮”是區別人的地位、身份、富貴的的標準。自此“禮制”在中國形成了完整的體系。
“禮”推崇封建社會的秩序應該是“夫妻有別、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君臣有義，朋友有信”，人們的物質生活、行為習慣要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秩序。“禮”在封建社會不斷演化，從規范人的行為道德，逐漸延伸至人們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成為衡量人們生活規范、道德素質的準則，更成為維護封建統治、鞏固政治秩序和封建等級制度的工具，用以處理社會關系、維護統治階級利益。正如《禮記.哀公問》中孔子語：“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1]，孔子指出治國理政應當以“禮”為先，把“禮”作為治理國家的基礎。
上至國家統治，下至人們物質生活，封建社會衣、食、住、行，都以“禮”為根據。例如穿著上，不管王侯將相，還是黎民百姓，要根據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場合，穿著不同的服飾，其中各自的穿戴等級制度不可逾越。飲食上，清代帝王菜肴有40品菜，皇后32品菜，嬪妃15品菜等，民眾婚喪宴飲也有根據不同的場合、人物和重視程度做出不同禮儀制度的菜品。建筑上，中國傳統建筑從房屋的形制、用材的大小、建筑用色等等都有嚴格的限制。比如清代故宮的太和殿坐落在三層漢白玉臺階上，上為重檐廡殿，覆黃色琉璃瓦，面闊11間，進深5間，屋頂仙人走獸11個，紅色油漆飾面，梁柱繪金龍和璽彩畫，這都是采用了當時最高等級的建筑形制。而當時徽州地區百姓房屋也有嚴格的等級制度，每進房屋梁架不得超過三間五架等。古代交通制度上，清初年，武官不允許坐轎，凡武官坐轎者，一經查處立即革職。出行的工具上，騎乘人的等級高低、身份貴賤都能通過所乘交通工具的類型、數量、色彩等差別反映出來。此外，在儀仗和道路上也有差別。以上人們的起居都受到一套嚴格完整的封建統治下“禮”的等級制度約束。那么作為徽派古典建筑中的延伸設計徽派家具，其設計上也必然遵守“禮”的規定。
二、徽派家具的形成背景
（一）自然因素的影響
徽州地區位于亞熱帶邊緣，一年四季溫度適中，四季雨量充沛，山地面積大，自然樹木儲存量豐富，例如樟木、杉木、松木等木材大面積種植，這為家具設計制作提供了良好的材料資源。同時徽州山多地少，當地勞動人民自古就有勤勞耕作、發奮苦讀、精于商業的習俗。這些因素促成了徽州獨有的地方民俗文化。徽州人重文重商，反映在生活起居上，人們村落、建筑的選址十分注重建筑風水觀念，追求“天人合一”的設計思想，徽州地區很多歷史名村都建立在“依山傍水”風景環繞的風水寶地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態文明的發展。
（二）宗族文化影響
徽州地區自大禹治水到夏商周時期主要為三苗族和山越族的先民，到秦朝時期閩粵越人和部分中原民族遷徙到徽州，直到漢朝徽州當地人被稱為“山越”。后來經晉“永嘉之亂”，“程、鮑、黃、胡、俞”等10姓氏宗族南遷至徽州。唐“黃巢起義”和“安史之亂”中“朱、張、曹、江、夏、王、陳”等36姓遷居至徽州。宋“靖康之亂”也有部分世家大族因躲避禍亂，遷居至徽州地區。他們的到來給徽州帶來了大量的先進文化，極大地促進了當地文化發展和經濟進步。雖然徽州遷入移民姓氏較多，但徽州遷徙同姓居民都有著深厚的血緣關系，即使經過長時間繁衍，徽州各族的氏族之間卻仍然保持著非常完整的氏族文化。氏族之間的尊卑有序，風俗延續。這種氏族文化在徽州文化尤其在徽州的宗祠建筑中有明顯的反映，各氏族在以祠堂為主體的建筑中形成了強烈的宗族意識。
（三）儒學的影響
中原人口的遷入帶來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又由于徽州當地人歷來尊崇孔孟之道，加之徽商的財富作為后盾，所以當地儒學興盛，作為儒學核心思想之一的“禮”起到了很大的規范作用。“禮”強調人的親親尊尊，和森嚴的等級制度等，這些促成了徽州濃郁的儒風。南宋時期徽州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推崇“存天理滅人欲”的宋明理學，進一步的加深了人們對禮教文化的意識，也促成了濃厚的尚文風氣。這使得徽州人從物質生活到起居習慣，都打上了儒學的烙印。文人士大夫對自己的道德修養則有更高的追求，徽州地區也因此出現了很多書院、文會。當時徽州文風興盛，帶動了徽州其它文化的相繼發展，如繪畫、書法、雕刻、戲劇、建筑等，出現了豐富多彩文化藝術形式。儒學深刻影響到徽州當地發展，因此徽州素有“東南鄒魯”之說。
（四）徽商文化的發展
徽州有限的土地資源，限制了當地的生活，所以徽州人祖祖輩輩就有外出經商或苦讀詩書考求功名的傳統，以此來謀求生路。當地人有句俗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印證了徽州人吃苦耐勞的精神。徽州古人以追求功名為榮耀，有考取功名后的官商，也有落榜后經商的儒商。他們以儒家思想的“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等儒家文化為宗旨去經營，形成了“以商入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特色。明清時期徽商的足跡遍布全國，為徽州文化的發展積累了重要的物質資源，為家鄉興建書院、籌建祠堂、輔修祖宅等提供了強大的支持，同時也為徽州本地文化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人才。
三、“禮”的思想在徽派家具的中的體現
徽派家具是中國傳統家具設計的典型代表之一，它有著造型、用材、色彩、裝飾、陳設上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而這些設計特征背后，“禮”的指導思想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一）徽派家具造型上“禮”的體現
徽派廳堂家具設計十分尊崇封建禮教“禮”制的規定，因為廳堂作為整個建筑的核心空間，是家族婚喪嫁娶等重大禮儀的場所，所以家具造型設計上嚴格遵守“禮”的設計要求。一般名堂正中座椅、條案、八仙桌等家具在設計平面和正立面上，嚴格按照中軸對稱的方式設計，家具的形態帶給人對稱均衡之美。這種形式美與徽派傳統建筑設計完全吻合，徽派家具造型設計是徽派建筑設計思想的進一步延伸。設計語言組成上，徽派家具造型洗練、線條流暢、層次分明，同時嚴格遵循人體工程學的理論。例如官帽椅的靠背板設計，“S”形的曲線設計完全符合人的脊柱結構，同時座面以實體木板拼接而成，整個座椅體現出了以線為主，以面為輔，線面結合的設計手法。
徽派家具不管是廳堂家具還是臥室家具，用材質樸、工藝精湛、結構科學、裝飾題材豐富，形成統一的整體風格，再加上細部微妙的裝飾變化，給人以和諧美。家具細部造型上，徽派家具在細節上不同于京座、蘇座家具的剛勁，它表現出轉角處的“方圓”結合，這和禮教中“天圓地方”的思想相吻合。比例尺度上，徽派家具在遵循人體結構和尺度同時，考慮到禮教中以“大”為尊，以“禮”為相的觀念，家具設計制作中將其比例做得比實際應用稍微大些，這為人們規范坐姿，尊重禮儀提供了具體實物參照。所以整個徽派家具造型洗練，嚴格按照“禮”的設計思想中的對稱為美，統一秩序為美，方圓結合為美，“大”為美的原則。
（二）徽派家具用材上“禮”的體現
徽州地區自然植被豐富，有杉木、樟木、松木、銀杏木、竹等木材，所以徽派家具多就地取材，選用當地的杉木等作為家具的設計制作的主要材料。杉木除了儲量大，最重要的是杉木的質地較軟，樹形挺拔，紋理質樸古樸，易于加工制作，適用于民間家具制作。而富商或官宦家常采用小葉紫檀、黃花梨、雞翅木、樟木、楠木等紅木制作家具。但不管是杉木還是紅木，徽派家具表面不飾油漆作為裝飾，而是保持著原來家具的本色，努力追求自然材質的質樸無華、色淡清雅，這與“《易經》雜卦中說‘賁，無色也。’這里包含了一個重要的美學思想，就是認為質地本身放光，才是真正的美。”不謀而合。[2]徽派家具追求質樸自然的本色之美與易經雜卦的美學思想不謀而合，徽派家具透過家具自然的紋理，也進一步詮釋著徽州文人雅士對徽派家具追求超逸自然的追求。
（三）徽派家具陳設上“禮”的體現
明清時期徽派古民居建筑等級鮮明，房屋必須按照軸對稱設計，建筑梁架不可超過三間五架，建筑平面布局前為廳堂后為居室。按照當時的規定，即使富商、官宦之家，如需擴大建筑的規模，也只能在建筑的縱深上增加進深，但不能橫向擴大間數，這些是“禮”在建筑上的鮮明體現。
徽派家具在陳設上也有類似的表現。中國人自古從方位上講究尊卑，如“北”為上，“南”為下，“西”為尊，“東”為卑，尚“右”而虛“左”等。這在徽派建筑的陳設方位上有很好的體現。祖宗畫像、祭祀家具、尊位上的桌椅等家具陳設都位于明間正中間，采取坐北朝南方位，且根據尊卑關系，以祖宗畫像為首依據尊卑家具依次排開。徽州建筑廳堂中心為八仙桌，左右位靠背椅，廳堂左右分列一排靠背椅和茶桌。當家中來客，地位越高者，座次越靠近祖宗畫像。同時在陳設內容上也有講究，如中堂祖宗畫像左右一般為家訓或對聯，用來警示后輩不忘祖訓。中堂條案上一般東邊擺放著花瓶，西面擺放鏡子，中間為鐘表等，俗稱“東瓶西鏡”取其“終生平靜”之音，徽州人用此來為家人祈福避禍。
（四）徽派家具裝飾上“禮”的設計思想體現
裝飾手法上，徽派家具裝飾形式常以透雕、浮雕、圓雕等技法來對徽州家具進行裝飾設計，明清后期通過嵌寶或飾以金屬構件作為家具裝飾點綴。裝飾內容上，徽州雕刻藝術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題材上呈現出獨特的藝術特色。其中以人物故事為題材的裝飾選題表現出徽州人對儒家“仁、義、禮”思想的尊崇，如以“麒麟送子”“關公送嫂”“文王訪賢”“三顧茅廬”等儒家經典故事來進行裝飾；又有吉祥文字的各種變體雕刻裝飾如壽字紋、萬字紋、福字、喜字為主的文字紋裝飾，來表達對幸福生活的向往；此外，祥云紋、如意紋、靈芝紋、蓮花紋、古錢紋等圖案為主的吉祥寓意紋表達“吉祥如意”的祈求；花卉類裝飾“梅、蘭、竹、菊”等吉祥寓意的花草紋作為圖案創作，表現文人的“自強不息，清華其外，澹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態”的君子之情。徽派家具的雕飾藝術表達了對封建社會“禮”思想精神追求。裝飾色彩上，徽派建筑的白墻黑瓦，家具和室內裝飾木本色材質的運用，自然形成了“黑、白、灰”的三個色階。在自然小景和文玩字畫的點綴下，徽派建筑室內外裝飾設計顯得莊重而不缺乏精致，樸素而不缺乏內涵，是“文質統一”設計思想的很好體現。
四、總結
徽文化內涵豐富、研究領域廣闊、影響深遠，一直是古今學者學習和研究的范例，而徽派家具藝術又是徽州文化藝術的精髓。在歷史發展角度看，徽派家具隨著唐宋以來高型家具的確立，儒家文化的影響，徽派家具形成了完整的體系，造型上線面結合、洗練沉穩；裝飾上雕琢細膩、精致典雅；材質上實木為主、工巧材美；陳列上以主帶次、長尊有序；結構榫卯為主、科學合理。在橫向發展的角度上看，徽派家具具有獨特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徽州獨特的自然地理資源，造就了徽派家具設計材料應用的獨特性；程朱理學推動了文人士大夫對古典家具的追求，以及徽派建筑文化與徽派家具的一脈相承等等。總之，徽派家具深刻地體現出“禮”設計思想。從家具的造型、裝飾、陳列無一不打上了“禮”的思想的烙印，從更深層次上反映出人們對“禮”的遵守和追求。
參考文獻：
〔1〕孫希旦.禮記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 1258.
〔2〕宗白華.藝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333.
（責任編輯 賽漢）
關鍵詞：徽派家具；禮；設計
中圖分類號：J52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6-0223-03
一、“禮”的思想解說
中國傳統文化對“禮”有多種解讀。一般而言，分為禮敬之“禮”，禮制之“禮”，禮儀之“禮”，禮度之“禮”等。本文主要分析禮制之“禮”對徽州傳統家具設計的意義及深遠影響。
禮制之“禮”在中國文明史上源遠流長。早在東周之前已有夏禮、商禮、周禮。西周時期，禮制之“禮”已經比較完善。統治階級通過“禮”“樂”教化民眾，實行統治。春秋時期，孔子進一步完善禮制之“禮”。孔子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進一步強化“禮”在國家統治中的地位。戰國時期，孟子把“仁、義、禮、智”作為人們基本道德規范；“禮”是評價一個人德行的標準之一。其后荀子在《禮論》中進一步明確了“禮”的社會作用和意義，認為“禮”是區別人的地位、身份、富貴的的標準。自此“禮制”在中國形成了完整的體系。
“禮”推崇封建社會的秩序應該是“夫妻有別、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君臣有義，朋友有信”，人們的物質生活、行為習慣要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秩序。“禮”在封建社會不斷演化，從規范人的行為道德，逐漸延伸至人們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成為衡量人們生活規范、道德素質的準則，更成為維護封建統治、鞏固政治秩序和封建等級制度的工具，用以處理社會關系、維護統治階級利益。正如《禮記.哀公問》中孔子語：“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1]，孔子指出治國理政應當以“禮”為先，把“禮”作為治理國家的基礎。
上至國家統治，下至人們物質生活，封建社會衣、食、住、行，都以“禮”為根據。例如穿著上，不管王侯將相，還是黎民百姓，要根據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場合，穿著不同的服飾，其中各自的穿戴等級制度不可逾越。飲食上，清代帝王菜肴有40品菜，皇后32品菜，嬪妃15品菜等，民眾婚喪宴飲也有根據不同的場合、人物和重視程度做出不同禮儀制度的菜品。建筑上，中國傳統建筑從房屋的形制、用材的大小、建筑用色等等都有嚴格的限制。比如清代故宮的太和殿坐落在三層漢白玉臺階上，上為重檐廡殿，覆黃色琉璃瓦，面闊11間，進深5間，屋頂仙人走獸11個，紅色油漆飾面，梁柱繪金龍和璽彩畫，這都是采用了當時最高等級的建筑形制。而當時徽州地區百姓房屋也有嚴格的等級制度，每進房屋梁架不得超過三間五架等。古代交通制度上，清初年，武官不允許坐轎，凡武官坐轎者，一經查處立即革職。出行的工具上，騎乘人的等級高低、身份貴賤都能通過所乘交通工具的類型、數量、色彩等差別反映出來。此外，在儀仗和道路上也有差別。以上人們的起居都受到一套嚴格完整的封建統治下“禮”的等級制度約束。那么作為徽派古典建筑中的延伸設計徽派家具，其設計上也必然遵守“禮”的規定。
二、徽派家具的形成背景
（一）自然因素的影響
徽州地區位于亞熱帶邊緣，一年四季溫度適中，四季雨量充沛，山地面積大，自然樹木儲存量豐富，例如樟木、杉木、松木等木材大面積種植，這為家具設計制作提供了良好的材料資源。同時徽州山多地少，當地勞動人民自古就有勤勞耕作、發奮苦讀、精于商業的習俗。這些因素促成了徽州獨有的地方民俗文化。徽州人重文重商，反映在生活起居上，人們村落、建筑的選址十分注重建筑風水觀念，追求“天人合一”的設計思想，徽州地區很多歷史名村都建立在“依山傍水”風景環繞的風水寶地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態文明的發展。
（二）宗族文化影響
徽州地區自大禹治水到夏商周時期主要為三苗族和山越族的先民，到秦朝時期閩粵越人和部分中原民族遷徙到徽州，直到漢朝徽州當地人被稱為“山越”。后來經晉“永嘉之亂”，“程、鮑、黃、胡、俞”等10姓氏宗族南遷至徽州。唐“黃巢起義”和“安史之亂”中“朱、張、曹、江、夏、王、陳”等36姓遷居至徽州。宋“靖康之亂”也有部分世家大族因躲避禍亂，遷居至徽州地區。他們的到來給徽州帶來了大量的先進文化，極大地促進了當地文化發展和經濟進步。雖然徽州遷入移民姓氏較多，但徽州遷徙同姓居民都有著深厚的血緣關系，即使經過長時間繁衍，徽州各族的氏族之間卻仍然保持著非常完整的氏族文化。氏族之間的尊卑有序，風俗延續。這種氏族文化在徽州文化尤其在徽州的宗祠建筑中有明顯的反映，各氏族在以祠堂為主體的建筑中形成了強烈的宗族意識。
（三）儒學的影響
中原人口的遷入帶來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又由于徽州當地人歷來尊崇孔孟之道，加之徽商的財富作為后盾，所以當地儒學興盛，作為儒學核心思想之一的“禮”起到了很大的規范作用。“禮”強調人的親親尊尊，和森嚴的等級制度等，這些促成了徽州濃郁的儒風。南宋時期徽州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推崇“存天理滅人欲”的宋明理學，進一步的加深了人們對禮教文化的意識，也促成了濃厚的尚文風氣。這使得徽州人從物質生活到起居習慣，都打上了儒學的烙印。文人士大夫對自己的道德修養則有更高的追求，徽州地區也因此出現了很多書院、文會。當時徽州文風興盛，帶動了徽州其它文化的相繼發展，如繪畫、書法、雕刻、戲劇、建筑等，出現了豐富多彩文化藝術形式。儒學深刻影響到徽州當地發展，因此徽州素有“東南鄒魯”之說。
（四）徽商文化的發展
徽州有限的土地資源，限制了當地的生活，所以徽州人祖祖輩輩就有外出經商或苦讀詩書考求功名的傳統，以此來謀求生路。當地人有句俗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印證了徽州人吃苦耐勞的精神。徽州古人以追求功名為榮耀，有考取功名后的官商，也有落榜后經商的儒商。他們以儒家思想的“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等儒家文化為宗旨去經營，形成了“以商入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特色。明清時期徽商的足跡遍布全國，為徽州文化的發展積累了重要的物質資源，為家鄉興建書院、籌建祠堂、輔修祖宅等提供了強大的支持，同時也為徽州本地文化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人才。
三、“禮”的思想在徽派家具的中的體現
徽派家具是中國傳統家具設計的典型代表之一，它有著造型、用材、色彩、裝飾、陳設上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而這些設計特征背后，“禮”的指導思想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一）徽派家具造型上“禮”的體現
徽派廳堂家具設計十分尊崇封建禮教“禮”制的規定，因為廳堂作為整個建筑的核心空間，是家族婚喪嫁娶等重大禮儀的場所，所以家具造型設計上嚴格遵守“禮”的設計要求。一般名堂正中座椅、條案、八仙桌等家具在設計平面和正立面上，嚴格按照中軸對稱的方式設計，家具的形態帶給人對稱均衡之美。這種形式美與徽派傳統建筑設計完全吻合，徽派家具造型設計是徽派建筑設計思想的進一步延伸。設計語言組成上，徽派家具造型洗練、線條流暢、層次分明，同時嚴格遵循人體工程學的理論。例如官帽椅的靠背板設計，“S”形的曲線設計完全符合人的脊柱結構，同時座面以實體木板拼接而成，整個座椅體現出了以線為主，以面為輔，線面結合的設計手法。
徽派家具不管是廳堂家具還是臥室家具，用材質樸、工藝精湛、結構科學、裝飾題材豐富，形成統一的整體風格，再加上細部微妙的裝飾變化，給人以和諧美。家具細部造型上，徽派家具在細節上不同于京座、蘇座家具的剛勁，它表現出轉角處的“方圓”結合，這和禮教中“天圓地方”的思想相吻合。比例尺度上，徽派家具在遵循人體結構和尺度同時，考慮到禮教中以“大”為尊，以“禮”為相的觀念，家具設計制作中將其比例做得比實際應用稍微大些，這為人們規范坐姿，尊重禮儀提供了具體實物參照。所以整個徽派家具造型洗練，嚴格按照“禮”的設計思想中的對稱為美，統一秩序為美，方圓結合為美，“大”為美的原則。
（二）徽派家具用材上“禮”的體現
徽州地區自然植被豐富，有杉木、樟木、松木、銀杏木、竹等木材，所以徽派家具多就地取材，選用當地的杉木等作為家具的設計制作的主要材料。杉木除了儲量大，最重要的是杉木的質地較軟，樹形挺拔，紋理質樸古樸，易于加工制作，適用于民間家具制作。而富商或官宦家常采用小葉紫檀、黃花梨、雞翅木、樟木、楠木等紅木制作家具。但不管是杉木還是紅木，徽派家具表面不飾油漆作為裝飾，而是保持著原來家具的本色，努力追求自然材質的質樸無華、色淡清雅，這與“《易經》雜卦中說‘賁，無色也。’這里包含了一個重要的美學思想，就是認為質地本身放光，才是真正的美。”不謀而合。[2]徽派家具追求質樸自然的本色之美與易經雜卦的美學思想不謀而合，徽派家具透過家具自然的紋理，也進一步詮釋著徽州文人雅士對徽派家具追求超逸自然的追求。
（三）徽派家具陳設上“禮”的體現
明清時期徽派古民居建筑等級鮮明，房屋必須按照軸對稱設計，建筑梁架不可超過三間五架，建筑平面布局前為廳堂后為居室。按照當時的規定，即使富商、官宦之家，如需擴大建筑的規模，也只能在建筑的縱深上增加進深，但不能橫向擴大間數，這些是“禮”在建筑上的鮮明體現。
徽派家具在陳設上也有類似的表現。中國人自古從方位上講究尊卑，如“北”為上，“南”為下，“西”為尊，“東”為卑，尚“右”而虛“左”等。這在徽派建筑的陳設方位上有很好的體現。祖宗畫像、祭祀家具、尊位上的桌椅等家具陳設都位于明間正中間，采取坐北朝南方位，且根據尊卑關系，以祖宗畫像為首依據尊卑家具依次排開。徽州建筑廳堂中心為八仙桌，左右位靠背椅，廳堂左右分列一排靠背椅和茶桌。當家中來客，地位越高者，座次越靠近祖宗畫像。同時在陳設內容上也有講究，如中堂祖宗畫像左右一般為家訓或對聯，用來警示后輩不忘祖訓。中堂條案上一般東邊擺放著花瓶，西面擺放鏡子，中間為鐘表等，俗稱“東瓶西鏡”取其“終生平靜”之音，徽州人用此來為家人祈福避禍。
（四）徽派家具裝飾上“禮”的設計思想體現
裝飾手法上，徽派家具裝飾形式常以透雕、浮雕、圓雕等技法來對徽州家具進行裝飾設計，明清后期通過嵌寶或飾以金屬構件作為家具裝飾點綴。裝飾內容上，徽州雕刻藝術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題材上呈現出獨特的藝術特色。其中以人物故事為題材的裝飾選題表現出徽州人對儒家“仁、義、禮”思想的尊崇，如以“麒麟送子”“關公送嫂”“文王訪賢”“三顧茅廬”等儒家經典故事來進行裝飾；又有吉祥文字的各種變體雕刻裝飾如壽字紋、萬字紋、福字、喜字為主的文字紋裝飾，來表達對幸福生活的向往；此外，祥云紋、如意紋、靈芝紋、蓮花紋、古錢紋等圖案為主的吉祥寓意紋表達“吉祥如意”的祈求；花卉類裝飾“梅、蘭、竹、菊”等吉祥寓意的花草紋作為圖案創作，表現文人的“自強不息，清華其外，澹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態”的君子之情。徽派家具的雕飾藝術表達了對封建社會“禮”思想精神追求。裝飾色彩上，徽派建筑的白墻黑瓦，家具和室內裝飾木本色材質的運用，自然形成了“黑、白、灰”的三個色階。在自然小景和文玩字畫的點綴下，徽派建筑室內外裝飾設計顯得莊重而不缺乏精致，樸素而不缺乏內涵，是“文質統一”設計思想的很好體現。
四、總結
徽文化內涵豐富、研究領域廣闊、影響深遠，一直是古今學者學習和研究的范例，而徽派家具藝術又是徽州文化藝術的精髓。在歷史發展角度看，徽派家具隨著唐宋以來高型家具的確立，儒家文化的影響，徽派家具形成了完整的體系，造型上線面結合、洗練沉穩；裝飾上雕琢細膩、精致典雅；材質上實木為主、工巧材美；陳列上以主帶次、長尊有序；結構榫卯為主、科學合理。在橫向發展的角度上看，徽派家具具有獨特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徽州獨特的自然地理資源，造就了徽派家具設計材料應用的獨特性；程朱理學推動了文人士大夫對古典家具的追求，以及徽派建筑文化與徽派家具的一脈相承等等。總之，徽派家具深刻地體現出“禮”設計思想。從家具的造型、裝飾、陳列無一不打上了“禮”的思想的烙印，從更深層次上反映出人們對“禮”的遵守和追求。
參考文獻：
〔1〕孫希旦.禮記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 1258.
〔2〕宗白華.藝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333.
（責任編輯 賽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