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具作為一種文化傳承的載體，在我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其既代表了工匠的技藝，又能夠反映出不同時期的社會形態。本文通過研究家具的發展歷史，為我們深入了解特定歷史文化提供了參考。
關鍵詞：高足 家具 興起
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隨著縫紉與編織技術的出現，人類逐漸掌握了結草成席的工藝，以編織席褥為代表的早期家具便登堂入室，成為了低矮家具發展的源頭。一直到西漢晚期，中原出現了椅子與凳的雛形，但使用并不廣泛，僅局限在社會高層階級的部分人當中。在邗江秦莊漢墓中出土的一件精美的漆便凳，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高足家具實物。考古發現的漢代高足家具實物非常罕見，通常認為這一時期人們仍普遍采用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
孫機先生在《漢代家具》一文中，將家具的產生與生活習慣設定了因果關系，即家具最初的形態是由當時人們的生活習慣決定的。在漫長的穴居生活中，人們逐漸形成席地而坐的習慣，并就席地而坐根據坐姿與場合的不同進行了嚴格的區分。《禮記·曲禮上第一》中有這樣的記載：“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在坐姿中，“箕”其實就是指屁股著地，兩腿前伸，像簸箕一樣坐著。而最為得體的坐姿則為跽坐，與現在的跪坐相似。在現實生活當中，跽坐并不是一個放松的常態化的坐姿，跽坐時間長會產生“腓痛、足痹、轉筋”等現象。這種非自然的落座方式之所以能夠成為當時起居的主流形態，是有其社會環境和基礎的：“跽坐”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國家禮制與社會道德方面的約束。其約束性之強造成了人們即使擺脫了穴居的生活方式，也一直將跽坐作為習慣延續到隋唐時期。由于跽坐的起居方式，使席、榻、枰等低矮家具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形態。直到胡床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高足家具的發展。
“胡床”一詞現記載最早的是在《后漢書·五行志》中：“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早在漢武帝時，中國開啟絲綢之路，使中國與中亞、印度以及西北少數民族往來頻繁。胡床很有可能是跟隨絲綢之路而進入中原的。到晉代，在《晉書·五行志》中提到：“泰始之后，中國相尚用胡床、貃槃。”這些記載表明了胡床在晉代已經進入了上層社會的生活當中。
胡床一詞雖出自漢代，但沒有具體形象可供參考。目前胡床的形象最早見于南北朝時期的壁畫當中。在敦煌莫高窟二五七窟的北魏壁畫中出現了雙人連座的胡床，而這樣的胡床沒有文字依據，其交腳的造型符合胡床的特點，但雙人兩座的格局實屬罕見。胡床從東漢文字記載到北朝壁畫形象的出現，經歷了二三百年的歷史變革，其間造型的演變與發展，實難考據。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封建統一政權瓦解、各方諸侯割據一方的分裂時代。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出現了各民族遷徙、融合的局面，人們的思想觀念擺脫了傳統的束縛，呈現出活躍的局面，使當時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與融合達到了空前的激烈。尤其是異域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影響，使得中原地區人們的生活起居習慣發生了變化，這樣的文化轉型對于家具自身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這也成為了我國家具從低矮形態向高足形態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自漢代之后，中原地區與西域來往不斷，漢王朝的強盛使之維護著漢民族的傳統禮制與習俗。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諸侯分裂，更有鮮卑一族南下占據中原，雖然一些少數民族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力推漢化，但傳統的漢文化與習俗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強烈的沖擊，一方面融合了北方草原民族和西域各民族的習慣，另一方面削弱了傳統禮制的束縛，在坐姿上追求舒適、方便，家具形態更加貼合日常生活，從而帶動了高足家具的發展。
另外，魏晉南北朝時期高足家具的初步發展也離不開兩漢時期強大的工業文化基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除胡床以外，高足家具已經出現，方凳、筌蹄，尤其是真正意義上的椅子的產生，奠定了家具向高型化發展的基礎，使中國古代家具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相對于席、褥而言，漢代床、榻、憑幾的流行抬高了就坐者的視線，這表現了坐具逐漸升高的發展規律。而且從當時盛物家具與儲物家具的格局來看，雙層甚至多層的造型均有向高足家具發展的趨勢，還出現了初具規模的桌子，同樣符合了家具逐漸升高的趨勢。西漢政治的相對開明與經濟的持續昌盛，擴大了中原各地區文化交流的范圍，也為當時以及后來手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盡管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經濟遭到一定破壞，但手工業卻有著良好的傳承。木質結構的成熟使建筑趨于高大，斗拱的使用使木作工藝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建筑結構中粽角榫開始在坐具與承具當中使用，使家具在結構上有了更有效的承重作用。大木作為高足家具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與技術上的支持，使高足家具在制作上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其次，隨著手工業的不斷提升，建筑房頂在不斷升高，屋內裝飾與陳設也隨著房屋而呈現重心上移的趨勢，增加了建筑外觀與室內雄偉的氣勢。家具作為室內陳設必需品，也必然呈現出升高的趨勢。高型坐具品種的增多，帶動了其他配套家具整體向高型化發展的趨勢。
因此，時代自身發展趨勢以及社會文化的主觀與客觀條件是中國高足家具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高足家具也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
（作者簡介：王環宇，男，碩士，西安美術學院15級在讀研究生
關鍵詞：高足 家具 興起
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隨著縫紉與編織技術的出現，人類逐漸掌握了結草成席的工藝，以編織席褥為代表的早期家具便登堂入室，成為了低矮家具發展的源頭。一直到西漢晚期，中原出現了椅子與凳的雛形，但使用并不廣泛，僅局限在社會高層階級的部分人當中。在邗江秦莊漢墓中出土的一件精美的漆便凳，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高足家具實物。考古發現的漢代高足家具實物非常罕見，通常認為這一時期人們仍普遍采用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
孫機先生在《漢代家具》一文中，將家具的產生與生活習慣設定了因果關系，即家具最初的形態是由當時人們的生活習慣決定的。在漫長的穴居生活中，人們逐漸形成席地而坐的習慣，并就席地而坐根據坐姿與場合的不同進行了嚴格的區分。《禮記·曲禮上第一》中有這樣的記載：“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在坐姿中，“箕”其實就是指屁股著地，兩腿前伸，像簸箕一樣坐著。而最為得體的坐姿則為跽坐，與現在的跪坐相似。在現實生活當中，跽坐并不是一個放松的常態化的坐姿，跽坐時間長會產生“腓痛、足痹、轉筋”等現象。這種非自然的落座方式之所以能夠成為當時起居的主流形態，是有其社會環境和基礎的：“跽坐”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國家禮制與社會道德方面的約束。其約束性之強造成了人們即使擺脫了穴居的生活方式，也一直將跽坐作為習慣延續到隋唐時期。由于跽坐的起居方式，使席、榻、枰等低矮家具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形態。直到胡床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高足家具的發展。
“胡床”一詞現記載最早的是在《后漢書·五行志》中：“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早在漢武帝時，中國開啟絲綢之路，使中國與中亞、印度以及西北少數民族往來頻繁。胡床很有可能是跟隨絲綢之路而進入中原的。到晉代，在《晉書·五行志》中提到：“泰始之后，中國相尚用胡床、貃槃。”這些記載表明了胡床在晉代已經進入了上層社會的生活當中。
胡床一詞雖出自漢代，但沒有具體形象可供參考。目前胡床的形象最早見于南北朝時期的壁畫當中。在敦煌莫高窟二五七窟的北魏壁畫中出現了雙人連座的胡床，而這樣的胡床沒有文字依據，其交腳的造型符合胡床的特點，但雙人兩座的格局實屬罕見。胡床從東漢文字記載到北朝壁畫形象的出現，經歷了二三百年的歷史變革，其間造型的演變與發展，實難考據。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封建統一政權瓦解、各方諸侯割據一方的分裂時代。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出現了各民族遷徙、融合的局面，人們的思想觀念擺脫了傳統的束縛，呈現出活躍的局面，使當時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與融合達到了空前的激烈。尤其是異域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影響，使得中原地區人們的生活起居習慣發生了變化，這樣的文化轉型對于家具自身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這也成為了我國家具從低矮形態向高足形態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自漢代之后，中原地區與西域來往不斷，漢王朝的強盛使之維護著漢民族的傳統禮制與習俗。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諸侯分裂，更有鮮卑一族南下占據中原，雖然一些少數民族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力推漢化，但傳統的漢文化與習俗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強烈的沖擊，一方面融合了北方草原民族和西域各民族的習慣，另一方面削弱了傳統禮制的束縛，在坐姿上追求舒適、方便，家具形態更加貼合日常生活，從而帶動了高足家具的發展。
另外，魏晉南北朝時期高足家具的初步發展也離不開兩漢時期強大的工業文化基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除胡床以外，高足家具已經出現，方凳、筌蹄，尤其是真正意義上的椅子的產生，奠定了家具向高型化發展的基礎，使中國古代家具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相對于席、褥而言，漢代床、榻、憑幾的流行抬高了就坐者的視線，這表現了坐具逐漸升高的發展規律。而且從當時盛物家具與儲物家具的格局來看，雙層甚至多層的造型均有向高足家具發展的趨勢，還出現了初具規模的桌子，同樣符合了家具逐漸升高的趨勢。西漢政治的相對開明與經濟的持續昌盛，擴大了中原各地區文化交流的范圍，也為當時以及后來手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盡管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經濟遭到一定破壞，但手工業卻有著良好的傳承。木質結構的成熟使建筑趨于高大，斗拱的使用使木作工藝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建筑結構中粽角榫開始在坐具與承具當中使用，使家具在結構上有了更有效的承重作用。大木作為高足家具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與技術上的支持，使高足家具在制作上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其次，隨著手工業的不斷提升，建筑房頂在不斷升高，屋內裝飾與陳設也隨著房屋而呈現重心上移的趨勢，增加了建筑外觀與室內雄偉的氣勢。家具作為室內陳設必需品，也必然呈現出升高的趨勢。高型坐具品種的增多，帶動了其他配套家具整體向高型化發展的趨勢。
因此，時代自身發展趨勢以及社會文化的主觀與客觀條件是中國高足家具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高足家具也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
（作者簡介：王環宇，男，碩士，西安美術學院15級在讀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