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來，我國明清史學界就關注一條史料，以其論證晚明奢華風尚、資本主義萌芽。而關注明式家具史料的人士，對這條史料當然也耳熟能詳，自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援用作為硬木家具普遍使用的年代史證后，它便成為不刊之論。
它的出處是范濂《云間據目抄》，我們現在再結合明史學界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可以發現這段史料還有多重歷史信息可做進一步的闡發。
“細木家伙，如書桌禪椅之類，余少年曾不一見，民間止用銀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韓與顧、宋兩家公子，用細木數件，亦從吳門購之。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而徽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妝雜器，俱屬之矣。紈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裝鋪，庭蓄甕魚雜卉，內則細桌拂塵，號稱書房，競不知皂快所讀何書也。”
下面對此逐一分析：
一、明式家具使用年代——“隆萬以來”
細木家具和黃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雞翅木）、黃楊木等貴重木材家具使用的時間為“�。☉c）萬（歷）以來”。
明嘉靖年，一朝首貪嚴嵩被抄家，其家產帳目清單，名《天水冰山錄》，取“太陽一出冰山落”之意，時為1562年。嚴氏抄家帳目所列，為其二十年主政之鯨吞，為當朝的財富博覽，其中與“花梨”相關制器，有木魚、鏡架、盒子和“素漆花梨木等涼床四十張”�？梢娂尉改觊g，黃花梨家具已初為使用。固然所制家具種類罕少，級別甚低，但無論如何，這是“花梨家具”初度的準確史料。以《天水冰山錄》這條史料為標志，可認為明嘉靖年，明式家具已經出現。范濂《云間據目抄》中，“隆萬以來”的文字記載，表明的是蘇州、云間（今上海松江）地區黃花梨家具的使用狀況。嘉靖、隆慶、萬歷，時間銜接相連。
另外，萬歷朝太監劉若愚在《酌中志》中，說明御用監職司“凡御前安設硬木床、桌、柜、閣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等件，皆造辦之。”此為京師中樞使用黃花梨、紫檀家具的情景。
南京博物院藏明“萬歷乙未充巷叟識”款黃花梨平頭案可視為萬歷實物之證。
上述諸項可證，明萬歷年間，按照傳統家具匠作生產的、商品化的黃花梨家具使用已比較普遍。
二、細木家具和黃花梨家具的使用者
“莫廷韓與顧、宋兩家公子”，莫廷韓，號是龍，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其曾祖科舉入仕，后世家運由此發達。其父莫如忠，嘉靖年進土，隆慶年間，晉官浙江右布政使。莫氏出自松江地區名門大族，中年以后成為一代書畫大家，是明末華亭派的代表人物。這里所說的還是其早年為富家公子時的情景。
這條文字重要的是表明“動費萬錢”的黃花梨家具的使用者是莫廷韓之輩的“紈绔豪奢”。一語破題，黃花梨家具就是當時的豪奢階層用品。
三、奢靡風尚的產物
“極其貴巧，動費萬錢”的黃花梨等硬木家具的使用，在范濂看來，是“俗之一靡也”，是當時奢靡風俗的一個表現。在對松江地區一系列浮侈相競的生活實例的列舉中，這段史料只是其間的一條。
三十年來，大量的歷史學成果完全可以清晰地呈現晚明時期的社會面貌，整個學界對明晚期風氣的面目認定是一致的，其表述的詞匯紛繁，又令人瞠目：奢侈、侈糜、華糜、浮侈、奢觀、華奢、侈麗等等。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萬歷年間的奏疏、筆記、方志中，這些概念是非議指責“以奢靡爭雄長”、“鶩華糜以相夸耀”風氣的常用詞匯。
《四庫全書總目》論及明代士風變化時也說：“正（德）、嘉（靖）以上，淳樸未漓。�。☉c）、萬（歷）以后，運趨末造，風氣日偷。”
晚明、清中期、當代，三個時代人們的觀察驚人的一致。
明代崇尚侈麗浮糜的盛宴，各地發展并不均衡，時間大致分別始于弘治、正德、嘉靖，狂歡于萬歷至崇禎。晚明的奢靡，主要表現在盛宴酒會、住宅園林、珠寶美器、納妾宿妓、婚喪嫁娶、古玩字畫、陳設家具等的過度耗費上。這些主要表現在上層貴族、官僚、新興商人身上，波及社會各界。
晚明糜麗相競、輕財重奢的相關史料，浩瀚紛復，多不勝數。明式家具生產重鎮的江南地區：“吳下號為繁盛，四郊無曠土，其俗多奢少儉，有陸海之饒，商賈并湊，精飲饌，鮮衣服，麗棟宇，婚喪嫁娶，下至燕集，務以華縟相高，女工織作，雕鏤涂添，心殫精巧，信鬼神，好淫祀，此其所謂輕心者乎？”
“江南諸郡縣，……俗好婉靡，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饋遺，飲酒燕會，竭力以飾美觀。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淫，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擬于王侯。”
“婚喪宴會，競以華縟相高，歌舞燕游，每與歲時相逐。”
“按《舊志》：‘人有恒產，多奢少儉。’則知人情之易流于奢也，在昔已然，而今非昔比矣。邸第從御之美，服飾珍饈之盛，古或無之。甚至儲隸賣傭，亦泰然以奢靡相雄長，往往有僭禮逾分焉。”
生活器用的驕奢，在歷史上一直存在，起碼從戰國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均是如此，但其主人主要是皇室宗親和世家大族。我們引以為豪的歷代大墓、窖藏中的考古發現，基本是此類，它們構成了我們回顧民族輝煌歷史的物證，是各大博物館的主流展品。
晚明奢靡的新特點是新興富有階層的閃亮登場，經商成為社會風尚，財富精英們熱衷奢侈消費，炫財耀富潮流洶涌。
綜觀上述，海量的“侈靡”的行為描述，表述了黃花梨家具使用的大背景。在浮華日隆，競事華侈風尚之中，天涯海角的木材，不遠千萬里而來，明式家具適逢其時，快步登臨。
四、“動費萬錢”，價格幾何
《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貨五》記載：“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正式發行了紙幣“大明寶鈔”，規定大明寶鈔每貫紙幣折合銅錢一千文，值銀一兩，四貫寶鈔合黃金一兩，即四兩白銀合一兩黃金。但是這個規定難以維持，銀錢比價一直有所起伏調整，白銀與銅錢的合算，大體上整個明朝一兩銀子都只能換六七百文錢（有時低到三四百文）。到晚明時，“花梨、烏木”家具，“動費萬錢”，“萬錢”大致為十兩至十四兩銅錢，為當時最便宜的一件黃花梨家具的單價。
順便談一下，清朝初期也規定一千文銅錢合一兩白銀，乾隆以前大體上一兩銀子只能換七八百文。而乾隆以后，因民間私鑄小錢的增多，日本、越南等國輕錢的流入，以及白銀外流，一兩銀子增值，可以換到一千到兩千文。
據《明神宗實錄》載：“神宗尚食，御前有成化斗彩雞缸杯一對，值錢十萬。”銅錢十萬大致為百兩銀子。這說明在明代神宗時，成化斗彩雞缸杯的價格。
明萬歷沈德符說：“城隍廟開市在貫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陳設甚多……至于窯器最貴成化，次則宣德。成窯酒杯每對至博銀百金。”這里說萬歷時成化斗彩杯存世還較多，每對值銀百兩。
清初朱彝尊《曝書亭集》載：“萬歷器索金數兩，宣德、成化者倍蓰之，至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不少惜。”古代二十兩為一鎰，五鎰為百兩。
這些文字說明，從明萬歷直至清初，一只成化斗彩雞缸杯價值基本是一百兩銀子。“動費萬錢”、“值錢十萬”、“博銀百金”、“白金五鎰”，這些數字都是確指，而且是白銀，而非黃金。以2014年香港拍賣的明成化雞缸杯的成交天價，當時黃花梨家具和雞缸杯的價格十倍之比似乎不可信。但文獻文字確鑿如此。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一是成化雞缸杯在幾百年的流傳過程中，象征性的“符號”意義幾何性放大，價格直線上升。商品不僅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具有符號價值。第一，它通過設計、造型、口號、品牌與形象等等，顯示商品的獨特性；第二，它是社會地位、生活品位和社會權勢的象征。這樣的商品便成了一種“符號消費”。不管二點八億的拍賣價有多少虛火，雞缸杯無疑是以最彪悍的符號意義而贏得市場的巨無霸。
二是黃花梨家具當時的價格在整個價格體系中的位置精準的描繪，可能有待我們對其他史料作更深入的梳理。
相關家具價值的記載還有清初張岱《陶庵夢憶·仲叔古董》記載：“癸卯，道淮上，有鐵梨木天然幾，長丈六、闊三尺，滑澤堅潤，非常理�；磽崂钊虐傥迨鸩荒艿�，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維遽去�；磽岽箜Ｅ畋b之，不及而返。”說的是李三才，萬歷癸卯年，巡視淮陽時，見到一個鐵力的天然幾（大案），長一丈六（大約五米），寬三尺（大約一米），質地光滑潤澤，紋理漂亮異常，李三才出價一百五十兩白銀沒有買到，仲叔花二百兩白銀買下，馬上離去。這鐵梨木天然幾尺寸大得離奇，價格也奇葩，勝過當時成化雞缸杯兩倍。
“至于器用，先年俱尚樸素堅狀，貴其堅久。近則一趨脆薄，茍炫目前，侈者必求花梨、癭柏，嵌石填金，一屏之費幾直中產。”崇禎年，嘉靖縣富侈人家家具必求黃花梨、癭柏，鑲嵌大理石和銅飾，一件屏風的費用幾乎價值中產之家的全部家產。
五、“嫁妝雜器”的制作
“而徽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妝雜器，俱屬之矣。”這里有兩個含義：
1.小木匠們爭著在松江府治開店，此地成為木器造作的聚集之地。這種職業的工匠們，扎堆成為行業人力，這是明式家具生產商業化、專業化的表現。明式家具是傳統匠作與晚明社會近代工業化萌芽結合的產物。它的發生和發展存在于最開放的沿海地區和經濟最發達的太湖流域地區。
2.所制多為“嫁妝雜器”
黃花梨家具中，鏡臺、鏡架、悶戶櫥（“嫁底”）等是約定俗成的陪嫁家具，此外，其他大量的各類黃花梨家具重器上，有象征意義明確的鳳紋、“子母螭”紋、麒麟送子、麒麟吐書、麒麟葫蘆紋、喜鵲登枝等圖案，它們無不是婚慶用具的標識。
婚嫁家具是明式家具中極為重要的構成。“妝奩”，本是指古代婦女專用的梳妝盒或鏡臺、梳妝臺的古稱。“妝”，修飾、打扮之意；“奩”為古代盛放梳妝用銅鏡的器具。奩中放有一面銅鏡，所以梳妝匣又稱“鏡匣”，亦稱“鏡奩”。作為女子梳妝用鏡匣的“奩”，是陪嫁時的必備物，故成為嫁妝的同義詞。所以，嫁妝又稱嫁奩，“奩資”、“妝資”，為新娘陪嫁財物，“奩田”為陪嫁的田產。
明清婚俗中，我國許多地方，女方嫁妝中含有家具，這是約定俗成的規定動作。最起碼含有梳妝家具，諸如鏡臺，悶戶櫥（梳妝臺）。家境厚足者，陪送衣架、床等，富有的人家，嫁妝中包含廳堂家具在內的所有家具。這些在明清文獻中多有記載，大富大貴家族，可陪送奩田數千畝，送全堂家具當然不在話下。
明嘉靖河北《廣平府志》記載，貧富不同的上、中、下三種人家的陪嫁：“上戶則有閣床、帳幔鋪陳，廂櫥器皿用彩漆、羅叚；中戶油畫、綾絹；下戶無床、有廂籠鋪蓋，九縣皆同。有先一日送者，亦有過日者。”這表明了在河北縣鄉一級，上等、中等的家庭，嫁女奩品中，須備有閣床，下等戶不送奩床，但要有箱子（廂籠）等家具。
明崇禎年《松江府志》記載，當地：“婚前一日送奩于男家，今為迎妝，以奩飾幃帳、臥具、枕席，迎于通衢，鼓樂擁導，婦女乘輿雜遲，曰：‘送嫁妝’。金珠璀璨，±大夫家亦然，以夸奩具之盛。……此俗禮不知始于何日，沿不可廢，知禮者并宜議革者也。”
康熙年間，山西地區：“嫁女，富戶倍加衣飾、鋪陳、桌椅、櫥箱、雜用銅錫器皿。遞減至貧家，則隨身奩竹爽而已。”
清初思想家陳確在《叢桂堂家約》中開列一份奩品清單，作為不失禮節，又節約辦喜事的家約倡導，內容如下：“衣柜一口、衣箱兩口、火箱一只、梳桌一張、琴凳二條、杌頭二條、衣架一座、百架一座、梳匣一個、鏡箱一只、銅鏡二面、面盆一個、臺燈一個、燭千一對、腳爐一個、布衣二襲、鋪陳一副、床帳一條、床幔一條、門簾一條、面桶一只、腳桶一只。”陳確認為，嫁女妝奩按照此單辦理，既體面，又減輕了女方家庭的經濟負擔，不失為節約簡便的方法，“則主人雖極貧，可免外貸。此一家血脈常通之道也”。這是一個低標準的送奩約定，其間尚有如此多的家具，“衣柜、衣箱、火箱、梳桌、琴凳、杌頭、衣架、梳匣、鏡箱”，以臥室家具為主體。另外，請注意，這里特意要求有“門簾”。簾子在民俗中有“連生貴子”之意，體現祈子愿望。
明清婚嫁風俗在這段文字中便反映為：“而徽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妝雜器，俱屬之矣。”筆者認為，明式家具中一般在婚嫁時置辦的臥室家具，是社會含義最深厚的品類，是明式家具中炫耀性消費的代表，同時又是推動明式家具發展的動力之一。
六、各種家具的價值比較
文中字里行間，體現了三種家具的價值：（1）少年時，民間僅用“銀杏金漆”方桌類家具；（2）后來見到品質更好的（包括椐木等木質）細木家具；（3）豪奢富貴之家，以椐木等細木家具不足顯示富貴，開始使用（黃）花梨、烏木、癭木、相思木（雞翅木）與黃楊木。這也可證《天水冰山錄》中“花梨涼床”折合一兩銀價，不抵中等柴木家具之值說法的可疑。
每張黃花梨涼床價值“一兩”白銀之原因，可以如此解讀：其一，歷代“查抄”贓物的價格折算不乏當局操柄者營私肥己的勾當，是權利行為，不是市場行為，歷代都有發生。清嘉慶皇帝下令抄查新的貪官地標和坤家產時，便有此類感觸，指責變賣價格為實際價值的十之二三；其二，當時黃花梨家具剛剛問世，價格不透明。其二亦助其一奸道可行。
以上幾點可以得出這樣的脈絡，明代隆慶、萬歷以來，奢靡風盛，表現之一是“動費萬錢”的硬木家具被“紈绔豪奢之家”購置使用。小木匠們，爭相打制花梨、烏木、癭木、相思木（雞翅木）與黃楊木的“嫁妝雜器”。這里的關鍵詞為隆萬時期、奢糜風俗、黃花梨木、紈绔富奢、嫁妝雜器。
七、細木家伙的產地
“亦從吳門購之”，吳門蘇州，為晚明“細木家具”和硬木家具的重要產地，亦領風氣之先。八、“皂快”也使用了“細桌拂塵，號稱書房”
舊時州縣衙役通稱為“皂快”，他們基本屬于社會下層的上端，也仿效著富家公子，養魚種花，使用細木桌子，建造“書房”，這尤其令作者奇怪。其實史上還有兩間“書房”更要令人不解了。
大致稍早于《云間據目抄》成書的《金瓶梅詞話》，在第三十四回寫到西門慶的書房：“轉過大廳，由鹿頂鉆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兩邊松墻，松墻里面三間小卷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后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周圍擺設珍禽異獸，瑤草琪花，各極其盛。里面一明兩暗書房，……進入明間內……上下放著六把云南瑪瑙、漆減金釘藤絲旬矮矮東坡椅兒，兩邊掛四軸天青衢花綾裱白綾邊名人的山水，一邊一張螳螂蜻蜒腳一封書大理石心璧畫的幫桌兒，桌兒上安放古銅爐流金仙鶴。正面懸著‘翡翠軒’三字。左右粉箋吊屏上寫著一聯：‘風靜槐陰清院宇，日長香篆散簾櫳。’……里邊書房內，里面地平上安著一張大理石黑漆縷金涼床，掛著青紗帳幔。兩邊彩漆描金書櫥，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尺頭，幾席文具，書籍堆滿。綠紗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獨獨放著一張螺鈿交椅。書篋內都是往來書柬拜帖，并送中秋禮物賬簿。”
此乃西門慶大官人的“書房”。另一間“書房”是其當時江南一名妓所用，見諸明代馮夢龍所著《喻世明言》：“……明窗凈幾，竹榻茶壚。床間掛一張名琴，壁上懸一幅古畫。香風不散，寶爐中常熟沉檀；清風逼人，花瓶內頻添新水。萬卷圖書供賞玩，一枰棋局佐歡娛。”名琴、古畫、寶爐、沉檀、萬卷圖書、一枰棋局，何等斯文的書房。
張岱《瑯嬛文集》卷一《石匱書自序》：“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有明一代正史、家史、野史已成“誣妄”，產于民間的《金瓶梅》和“三言二拍”就難能可貴了，其作者不吃皇糧，無官俸之累，創作有限自由。那種敏感、細致面對現實的藝術虛構，常常勝過篡改衍奪的正統“信史”。
《云間據目抄》中這一條史料的可愛，在于其包含廣博的信息量外，還提出了書房之問一類問題，它實際是文化消費問題、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問題。同時期的明式家具、私家園林、發達的工藝品制作都觸及這個論題。
衙役有書房，西門慶和妓女有書房，我們一直以為書房是畫家、文學家們的專屬。還有更顛覆大家慣常思維的故事？這種奇葩的文化現象更促使我們打開思路，廣泛深入地思考明清時期物質文化的消費。
晚明的世界就是如此神奇，包括黃花梨家具、園林、古物、時玩乃至“書房”的流行，實際緣于這種神奇。經濟發達，社會富有，消費提高，奢侈風行，文化、工藝和藝術前所未有的充滿活力，這絕非是附庸風雅一句話可以簡化定論，也不是簡單的文人引導即能概括。這是一個復雜的格局中互相的觸動激發。“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古語可能是其中的一種解讀邏輯。石濤曾說，繪畫是富人閑時的消遣，繪畫作為極高的文化修養，揚州富有的商人不但是其作品的主要購買者，而且他們的子弟，往往還向石濤學畫。
黃花梨家具、園林、古物、時玩乃至“書房”，表明這個晚明時期奢侈品的符號象征性的消費已經十分火熱。奢侈品使用不僅僅是實物的、物質的和感官的享受，當然也不排除有些是為了表明個人的個性、品位，但更多的是以此顯示自己的地位身份。“競事華侈”與財富、身份的證明息息相關。由于奢侈品超出實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消費特性，往往讓人感到“尤可怪者”。
黃花梨家具在明清之際，乃至今天，都是少數財富精英的消費品，黃花梨、紫檀家具當時已具有現代奢侈品理論中奢侈品四大特征：非必需性、稀缺性、昂貴性、財富精英性。同時具備奢侈品三大購買動機：保值增值、象征權力和財富、享受物質生活。
在現代經濟學上，奢侈品是價值與品質關系比值最高的產品，又是無形價值與有形價值關系比值最高的產品。其無形價值已遠遠大于其使用價值了。所謂無形價值，即奢侈品的密碼，就是底蘊深厚的富貴文化。
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在其名著《有閑階級論》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即“炫耀性消費”。它是指富裕的上層階級通過購買非生存必需的奢飾品，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錢財產和社會地位，以及由此而來的名譽和榮耀。凡勃倫還有一句名言：“炫耀性消費，表明在奢華而無用的產品和服務上花錢是‘財富的證明’，而無能力購買足夠數量的高質產品被視為身份不夠高的劣等人。”
傳統娶嫁不是孤立的活動，其器物置辦和使用就是向各路人群直接炫示其家庭財富、社會地位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成婚以后還一直無形地存在。婚娶慶典本身又是向社會炫耀、自我證明的最好平臺。這種消費，除感官和生理享受外，社會意義是還有一個阻止他人的社會地位的流動，將已上升到社會上層人士群體制度化的含義。
波德里亞的“符號消費”理論認為，商品在進行消費時，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和權力等計價，而不是根據該物的成本或勞動價值來計價的。如此這個商品就有了“符號價值”，其使用屬性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隱含于其中的某種文化意義和社會價值。后者使它也具有社會意義和文化生命，成為身份和個人價值的象征。黃花梨家具等高檔材質家具的使用，從來就不僅是一般用具的消費，而是其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和權力的象征意義的消費，是“符號消費”。
黃花梨家具按照富貴文化的特點塑造了自己。明代交通史研究表明，明代海外貿易，由于對利潤的追逐，從海外購回的都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黃花梨木材也屬于此。其制作的家具則帶有更強烈的奢侈性，匠人們遵守以質量取勝的奢侈品制作法則（大眾消費品的生產法則是降低成本，擴大產量），精益求精，在一代代的苦心經營中，明式家具成為代表一個時代的名片。“至于器用，先年俱尚樸素堅狀，貴其堅久。近則一趨脆薄，茍炫目前，侈者必求花梨、癭柏，嵌石填金，……風之靡也，非一日矣。”明人對“花梨、癭柏，嵌石填金”家具的抨擊，反映了黃花梨家具“侈者必求”的社會觀念和現實。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將資本分為四種類型：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擁有者，自然要掌控文化資本，而且其文化資本擁有的層級與其政治、經濟資本的層級是成正比的。三位相攜而行，文化資本永遠是一個不會被忘掉的獵物。明清時期，政界受寵得意、生意場游刃有佘者，以其能力和閱歷，可以輕易地認同各類物質文化成果乃至精神文化產品，而且把握著他們的命運。明代私家園林如此，書畫古董如此，黃花梨家具亦如此。文化從來不是“讀書人”說了算。
晚明，社會財富精英人群占據著廣大的社會財富，是奢糜風氣的主要推手，是當時包括紫檀、黃花梨家具在內的奢侈用品的主要消費人群。財富精英包括了多種身份群體的上層人士，或者說是富貴人群，這個群體包括官僚、士紳、商人、上層文人等等，他們的身份常常又不是單一的，往往一身二任或數任。明代中期以后，官僚、商人、地主、文人多身份合一的社會形象日益鮮明，一體多面的“縉紳士大夫”構成了明清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權力階層。
明確明式家具的消費人群，可以更準確明了明式家具的商品屬性。傳統的社會倫理在這里不應是家具價值評判的障礙。工藝史研究中，道德化、情感化的矯飾和美化已經左右人們太久。在已往的明式家具史研究中，人們很早就注意了物與社會意義的關聯，即家具不僅是商品性的物，它還有文化和社會的象征性。但是在探討時，存在把工藝品人為地“道德化”、“優雅化”、“文人化”的傾向�，F代經濟學對“奢侈”的意義和社會影響的評價，有一個艱苦的“去道德化”的過程。在明式家具的評價中，這個過程可能還未走出第一步。
欲望和“奢侈”，固然缺少人類“高大上”理想主義的光亮，但它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也實實在在地存在于歷史和現實之中。“花梨木、雞翅木、土蘇木皆產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外人不識路徑，不能尋取，黎眾亦不相容耳。”如果沒有欲望和“奢侈”，至今，高高的黃花梨樹仍然未走出深深的黎山。
筆者在明式家具的研究中形成這樣的觀點：明式家具是承繼宋明傳統匠學、匠術文化，在明清奢侈風潮中，由官貴富有階層消費的奢侈品，其中多有婚嫁家具。這個觀點是建立在大量文獻和實物基礎上的。但它“離經叛道”的意味，讓人躊躇并反問再三。驀然回首，詳審和研讀萬歷年間的范濂《云間據目抄》，它似乎早已提供了注腳。它是當地風俗的白描，又是一篇晚明史大文章的簡單提要。你反反復復的多方論述，其核心精神，其實早被幾百年前一條短小史料一語道破。
范濂，字叔子，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年不詳。明松江府華亭縣人。所著《云間據目抄》，成書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分人物、風俗、祥異、賦役、土木五類，各為一卷。主要記載其家鄉云間（松江）地區萬歷年間風土人情。對手工業、商業及城鎮繁榮生活有較多反映。所記必據目親睹，故名《云間據目抄》。對于晚明世風之變，該書觀察細致，記載尤為明清史學界重視。
書中記載松江地區風俗：“自淳而趨于薄也，猶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素稱奢淫黠傲之俗，已無還淳挽樸之機。兼以嘉隆以來，豪門貴室，導奢導淫，博帶儒冠，長奸長傲，日有奇聞疊出，歲多新事百端，……倫敦蕩然，綱紀已矣。”
上海松江地區風俗素來“奢淫黠傲”，“已無還淳挽樸之機”，“嘉隆以來”，民風更加是江河日下，“倫教蕩然，綱紀已矣。”在此風氣下，云間地區的器用、服飾等，變化劇烈，在服飾鞋帽方面：“萬歷以來，始有男人制鞋。后漸輕俏精美，遂廣設諸肆于郡治東，而轎夫營鞋始為松之敝帚矣。”
又如：“松江舊無暑襪店，暑月間穿氈襪者甚眾。萬歷以來，用尤墩布為單暑襪，極輕美，遠方爭來購之。故郡治西郊廣開暑襪店百余家，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為生，從店中給籌取值，亦便民新務。”“從店中給籌取值”，這是明晚期手工業中出現了雇傭關系的經典史料。
在《記土木》中，記述了松江地區自嘉靖以后，“士宦富民競為興作，朱門華屋，峻宇雕墻，下逮橋梁、禪觀、牌坊，悉甲他郡。”這清晰地表述了松江官宦富有人家大興土木之態，朱門華屋，峻宇雕墻，乃至橋梁、廟宇、牌坊，豪華富麗，超越其他地區。
范濂，一介布衣，在一個華麗紛繁的世界中，睜大眼睛，細致而敏感，觀察和思考著風俗的此消彼長，在紛亂中，有迷茫，但也有判斷。他無功利地一條條記寫當地一絲一縷的變化，這種史料每多一條，后世史家的福利便增加幾分。那等鮮活的文字，讓后世的治史者多么的喜歡不已。
它的出處是范濂《云間據目抄》，我們現在再結合明史學界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可以發現這段史料還有多重歷史信息可做進一步的闡發。
“細木家伙，如書桌禪椅之類，余少年曾不一見，民間止用銀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韓與顧、宋兩家公子，用細木數件，亦從吳門購之。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而徽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妝雜器，俱屬之矣。紈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裝鋪，庭蓄甕魚雜卉，內則細桌拂塵，號稱書房，競不知皂快所讀何書也。”
下面對此逐一分析：
一、明式家具使用年代——“隆萬以來”
細木家具和黃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雞翅木）、黃楊木等貴重木材家具使用的時間為“�。☉c）萬（歷）以來”。
明嘉靖年，一朝首貪嚴嵩被抄家，其家產帳目清單，名《天水冰山錄》，取“太陽一出冰山落”之意，時為1562年。嚴氏抄家帳目所列，為其二十年主政之鯨吞，為當朝的財富博覽，其中與“花梨”相關制器，有木魚、鏡架、盒子和“素漆花梨木等涼床四十張”�？梢娂尉改觊g，黃花梨家具已初為使用。固然所制家具種類罕少，級別甚低，但無論如何，這是“花梨家具”初度的準確史料。以《天水冰山錄》這條史料為標志，可認為明嘉靖年，明式家具已經出現。范濂《云間據目抄》中，“隆萬以來”的文字記載，表明的是蘇州、云間（今上海松江）地區黃花梨家具的使用狀況。嘉靖、隆慶、萬歷，時間銜接相連。
另外，萬歷朝太監劉若愚在《酌中志》中，說明御用監職司“凡御前安設硬木床、桌、柜、閣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等件，皆造辦之。”此為京師中樞使用黃花梨、紫檀家具的情景。
南京博物院藏明“萬歷乙未充巷叟識”款黃花梨平頭案可視為萬歷實物之證。
上述諸項可證，明萬歷年間，按照傳統家具匠作生產的、商品化的黃花梨家具使用已比較普遍。
二、細木家具和黃花梨家具的使用者
“莫廷韓與顧、宋兩家公子”，莫廷韓，號是龍，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其曾祖科舉入仕，后世家運由此發達。其父莫如忠，嘉靖年進土，隆慶年間，晉官浙江右布政使。莫氏出自松江地區名門大族，中年以后成為一代書畫大家，是明末華亭派的代表人物。這里所說的還是其早年為富家公子時的情景。
這條文字重要的是表明“動費萬錢”的黃花梨家具的使用者是莫廷韓之輩的“紈绔豪奢”。一語破題，黃花梨家具就是當時的豪奢階層用品。
三、奢靡風尚的產物
“極其貴巧，動費萬錢”的黃花梨等硬木家具的使用，在范濂看來，是“俗之一靡也”，是當時奢靡風俗的一個表現。在對松江地區一系列浮侈相競的生活實例的列舉中，這段史料只是其間的一條。
三十年來，大量的歷史學成果完全可以清晰地呈現晚明時期的社會面貌，整個學界對明晚期風氣的面目認定是一致的，其表述的詞匯紛繁，又令人瞠目：奢侈、侈糜、華糜、浮侈、奢觀、華奢、侈麗等等。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萬歷年間的奏疏、筆記、方志中，這些概念是非議指責“以奢靡爭雄長”、“鶩華糜以相夸耀”風氣的常用詞匯。
《四庫全書總目》論及明代士風變化時也說：“正（德）、嘉（靖）以上，淳樸未漓。�。☉c）、萬（歷）以后，運趨末造，風氣日偷。”
晚明、清中期、當代，三個時代人們的觀察驚人的一致。
明代崇尚侈麗浮糜的盛宴，各地發展并不均衡，時間大致分別始于弘治、正德、嘉靖，狂歡于萬歷至崇禎。晚明的奢靡，主要表現在盛宴酒會、住宅園林、珠寶美器、納妾宿妓、婚喪嫁娶、古玩字畫、陳設家具等的過度耗費上。這些主要表現在上層貴族、官僚、新興商人身上，波及社會各界。
晚明糜麗相競、輕財重奢的相關史料，浩瀚紛復，多不勝數。明式家具生產重鎮的江南地區：“吳下號為繁盛，四郊無曠土，其俗多奢少儉，有陸海之饒，商賈并湊，精飲饌，鮮衣服，麗棟宇，婚喪嫁娶，下至燕集，務以華縟相高，女工織作，雕鏤涂添，心殫精巧，信鬼神，好淫祀，此其所謂輕心者乎？”
“江南諸郡縣，……俗好婉靡，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饋遺，飲酒燕會，竭力以飾美觀。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淫，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擬于王侯。”
“婚喪宴會，競以華縟相高，歌舞燕游，每與歲時相逐。”
“按《舊志》：‘人有恒產，多奢少儉。’則知人情之易流于奢也，在昔已然，而今非昔比矣。邸第從御之美，服飾珍饈之盛，古或無之。甚至儲隸賣傭，亦泰然以奢靡相雄長，往往有僭禮逾分焉。”
生活器用的驕奢，在歷史上一直存在，起碼從戰國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均是如此，但其主人主要是皇室宗親和世家大族。我們引以為豪的歷代大墓、窖藏中的考古發現，基本是此類，它們構成了我們回顧民族輝煌歷史的物證，是各大博物館的主流展品。
晚明奢靡的新特點是新興富有階層的閃亮登場，經商成為社會風尚，財富精英們熱衷奢侈消費，炫財耀富潮流洶涌。
綜觀上述，海量的“侈靡”的行為描述，表述了黃花梨家具使用的大背景。在浮華日隆，競事華侈風尚之中，天涯海角的木材，不遠千萬里而來，明式家具適逢其時，快步登臨。
四、“動費萬錢”，價格幾何
《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貨五》記載：“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正式發行了紙幣“大明寶鈔”，規定大明寶鈔每貫紙幣折合銅錢一千文，值銀一兩，四貫寶鈔合黃金一兩，即四兩白銀合一兩黃金。但是這個規定難以維持，銀錢比價一直有所起伏調整，白銀與銅錢的合算，大體上整個明朝一兩銀子都只能換六七百文錢（有時低到三四百文）。到晚明時，“花梨、烏木”家具，“動費萬錢”，“萬錢”大致為十兩至十四兩銅錢，為當時最便宜的一件黃花梨家具的單價。
順便談一下，清朝初期也規定一千文銅錢合一兩白銀，乾隆以前大體上一兩銀子只能換七八百文。而乾隆以后，因民間私鑄小錢的增多，日本、越南等國輕錢的流入，以及白銀外流，一兩銀子增值，可以換到一千到兩千文。
據《明神宗實錄》載：“神宗尚食，御前有成化斗彩雞缸杯一對，值錢十萬。”銅錢十萬大致為百兩銀子。這說明在明代神宗時，成化斗彩雞缸杯的價格。
明萬歷沈德符說：“城隍廟開市在貫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陳設甚多……至于窯器最貴成化，次則宣德。成窯酒杯每對至博銀百金。”這里說萬歷時成化斗彩杯存世還較多，每對值銀百兩。
清初朱彝尊《曝書亭集》載：“萬歷器索金數兩，宣德、成化者倍蓰之，至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不少惜。”古代二十兩為一鎰，五鎰為百兩。
這些文字說明，從明萬歷直至清初，一只成化斗彩雞缸杯價值基本是一百兩銀子。“動費萬錢”、“值錢十萬”、“博銀百金”、“白金五鎰”，這些數字都是確指，而且是白銀，而非黃金。以2014年香港拍賣的明成化雞缸杯的成交天價，當時黃花梨家具和雞缸杯的價格十倍之比似乎不可信。但文獻文字確鑿如此。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一是成化雞缸杯在幾百年的流傳過程中，象征性的“符號”意義幾何性放大，價格直線上升。商品不僅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具有符號價值。第一，它通過設計、造型、口號、品牌與形象等等，顯示商品的獨特性；第二，它是社會地位、生活品位和社會權勢的象征。這樣的商品便成了一種“符號消費”。不管二點八億的拍賣價有多少虛火，雞缸杯無疑是以最彪悍的符號意義而贏得市場的巨無霸。
二是黃花梨家具當時的價格在整個價格體系中的位置精準的描繪，可能有待我們對其他史料作更深入的梳理。
相關家具價值的記載還有清初張岱《陶庵夢憶·仲叔古董》記載：“癸卯，道淮上，有鐵梨木天然幾，長丈六、闊三尺，滑澤堅潤，非常理�；磽崂钊虐傥迨鸩荒艿�，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維遽去�；磽岽箜Ｅ畋b之，不及而返。”說的是李三才，萬歷癸卯年，巡視淮陽時，見到一個鐵力的天然幾（大案），長一丈六（大約五米），寬三尺（大約一米），質地光滑潤澤，紋理漂亮異常，李三才出價一百五十兩白銀沒有買到，仲叔花二百兩白銀買下，馬上離去。這鐵梨木天然幾尺寸大得離奇，價格也奇葩，勝過當時成化雞缸杯兩倍。
“至于器用，先年俱尚樸素堅狀，貴其堅久。近則一趨脆薄，茍炫目前，侈者必求花梨、癭柏，嵌石填金，一屏之費幾直中產。”崇禎年，嘉靖縣富侈人家家具必求黃花梨、癭柏，鑲嵌大理石和銅飾，一件屏風的費用幾乎價值中產之家的全部家產。
五、“嫁妝雜器”的制作
“而徽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妝雜器，俱屬之矣。”這里有兩個含義：
1.小木匠們爭著在松江府治開店，此地成為木器造作的聚集之地。這種職業的工匠們，扎堆成為行業人力，這是明式家具生產商業化、專業化的表現。明式家具是傳統匠作與晚明社會近代工業化萌芽結合的產物。它的發生和發展存在于最開放的沿海地區和經濟最發達的太湖流域地區。
2.所制多為“嫁妝雜器”
黃花梨家具中，鏡臺、鏡架、悶戶櫥（“嫁底”）等是約定俗成的陪嫁家具，此外，其他大量的各類黃花梨家具重器上，有象征意義明確的鳳紋、“子母螭”紋、麒麟送子、麒麟吐書、麒麟葫蘆紋、喜鵲登枝等圖案，它們無不是婚慶用具的標識。
婚嫁家具是明式家具中極為重要的構成。“妝奩”，本是指古代婦女專用的梳妝盒或鏡臺、梳妝臺的古稱。“妝”，修飾、打扮之意；“奩”為古代盛放梳妝用銅鏡的器具。奩中放有一面銅鏡，所以梳妝匣又稱“鏡匣”，亦稱“鏡奩”。作為女子梳妝用鏡匣的“奩”，是陪嫁時的必備物，故成為嫁妝的同義詞。所以，嫁妝又稱嫁奩，“奩資”、“妝資”，為新娘陪嫁財物，“奩田”為陪嫁的田產。
明清婚俗中，我國許多地方，女方嫁妝中含有家具，這是約定俗成的規定動作。最起碼含有梳妝家具，諸如鏡臺，悶戶櫥（梳妝臺）。家境厚足者，陪送衣架、床等，富有的人家，嫁妝中包含廳堂家具在內的所有家具。這些在明清文獻中多有記載，大富大貴家族，可陪送奩田數千畝，送全堂家具當然不在話下。
明嘉靖河北《廣平府志》記載，貧富不同的上、中、下三種人家的陪嫁：“上戶則有閣床、帳幔鋪陳，廂櫥器皿用彩漆、羅叚；中戶油畫、綾絹；下戶無床、有廂籠鋪蓋，九縣皆同。有先一日送者，亦有過日者。”這表明了在河北縣鄉一級，上等、中等的家庭，嫁女奩品中，須備有閣床，下等戶不送奩床，但要有箱子（廂籠）等家具。
明崇禎年《松江府志》記載，當地：“婚前一日送奩于男家，今為迎妝，以奩飾幃帳、臥具、枕席，迎于通衢，鼓樂擁導，婦女乘輿雜遲，曰：‘送嫁妝’。金珠璀璨，±大夫家亦然，以夸奩具之盛。……此俗禮不知始于何日，沿不可廢，知禮者并宜議革者也。”
康熙年間，山西地區：“嫁女，富戶倍加衣飾、鋪陳、桌椅、櫥箱、雜用銅錫器皿。遞減至貧家，則隨身奩竹爽而已。”
清初思想家陳確在《叢桂堂家約》中開列一份奩品清單，作為不失禮節，又節約辦喜事的家約倡導，內容如下：“衣柜一口、衣箱兩口、火箱一只、梳桌一張、琴凳二條、杌頭二條、衣架一座、百架一座、梳匣一個、鏡箱一只、銅鏡二面、面盆一個、臺燈一個、燭千一對、腳爐一個、布衣二襲、鋪陳一副、床帳一條、床幔一條、門簾一條、面桶一只、腳桶一只。”陳確認為，嫁女妝奩按照此單辦理，既體面，又減輕了女方家庭的經濟負擔，不失為節約簡便的方法，“則主人雖極貧，可免外貸。此一家血脈常通之道也”。這是一個低標準的送奩約定，其間尚有如此多的家具，“衣柜、衣箱、火箱、梳桌、琴凳、杌頭、衣架、梳匣、鏡箱”，以臥室家具為主體。另外，請注意，這里特意要求有“門簾”。簾子在民俗中有“連生貴子”之意，體現祈子愿望。
明清婚嫁風俗在這段文字中便反映為：“而徽之小木匠，爭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妝雜器，俱屬之矣。”筆者認為，明式家具中一般在婚嫁時置辦的臥室家具，是社會含義最深厚的品類，是明式家具中炫耀性消費的代表，同時又是推動明式家具發展的動力之一。
六、各種家具的價值比較
文中字里行間，體現了三種家具的價值：（1）少年時，民間僅用“銀杏金漆”方桌類家具；（2）后來見到品質更好的（包括椐木等木質）細木家具；（3）豪奢富貴之家，以椐木等細木家具不足顯示富貴，開始使用（黃）花梨、烏木、癭木、相思木（雞翅木）與黃楊木。這也可證《天水冰山錄》中“花梨涼床”折合一兩銀價，不抵中等柴木家具之值說法的可疑。
每張黃花梨涼床價值“一兩”白銀之原因，可以如此解讀：其一，歷代“查抄”贓物的價格折算不乏當局操柄者營私肥己的勾當，是權利行為，不是市場行為，歷代都有發生。清嘉慶皇帝下令抄查新的貪官地標和坤家產時，便有此類感觸，指責變賣價格為實際價值的十之二三；其二，當時黃花梨家具剛剛問世，價格不透明。其二亦助其一奸道可行。
以上幾點可以得出這樣的脈絡，明代隆慶、萬歷以來，奢靡風盛，表現之一是“動費萬錢”的硬木家具被“紈绔豪奢之家”購置使用。小木匠們，爭相打制花梨、烏木、癭木、相思木（雞翅木）與黃楊木的“嫁妝雜器”。這里的關鍵詞為隆萬時期、奢糜風俗、黃花梨木、紈绔富奢、嫁妝雜器。
七、細木家伙的產地
“亦從吳門購之”，吳門蘇州，為晚明“細木家具”和硬木家具的重要產地，亦領風氣之先。八、“皂快”也使用了“細桌拂塵，號稱書房”
舊時州縣衙役通稱為“皂快”，他們基本屬于社會下層的上端，也仿效著富家公子，養魚種花，使用細木桌子，建造“書房”，這尤其令作者奇怪。其實史上還有兩間“書房”更要令人不解了。
大致稍早于《云間據目抄》成書的《金瓶梅詞話》，在第三十四回寫到西門慶的書房：“轉過大廳，由鹿頂鉆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兩邊松墻，松墻里面三間小卷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后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周圍擺設珍禽異獸，瑤草琪花，各極其盛。里面一明兩暗書房，……進入明間內……上下放著六把云南瑪瑙、漆減金釘藤絲旬矮矮東坡椅兒，兩邊掛四軸天青衢花綾裱白綾邊名人的山水，一邊一張螳螂蜻蜒腳一封書大理石心璧畫的幫桌兒，桌兒上安放古銅爐流金仙鶴。正面懸著‘翡翠軒’三字。左右粉箋吊屏上寫著一聯：‘風靜槐陰清院宇，日長香篆散簾櫳。’……里邊書房內，里面地平上安著一張大理石黑漆縷金涼床，掛著青紗帳幔。兩邊彩漆描金書櫥，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尺頭，幾席文具，書籍堆滿。綠紗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獨獨放著一張螺鈿交椅。書篋內都是往來書柬拜帖，并送中秋禮物賬簿。”
此乃西門慶大官人的“書房”。另一間“書房”是其當時江南一名妓所用，見諸明代馮夢龍所著《喻世明言》：“……明窗凈幾，竹榻茶壚。床間掛一張名琴，壁上懸一幅古畫。香風不散，寶爐中常熟沉檀；清風逼人，花瓶內頻添新水。萬卷圖書供賞玩，一枰棋局佐歡娛。”名琴、古畫、寶爐、沉檀、萬卷圖書、一枰棋局，何等斯文的書房。
張岱《瑯嬛文集》卷一《石匱書自序》：“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有明一代正史、家史、野史已成“誣妄”，產于民間的《金瓶梅》和“三言二拍”就難能可貴了，其作者不吃皇糧，無官俸之累，創作有限自由。那種敏感、細致面對現實的藝術虛構，常常勝過篡改衍奪的正統“信史”。
《云間據目抄》中這一條史料的可愛，在于其包含廣博的信息量外，還提出了書房之問一類問題，它實際是文化消費問題、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問題。同時期的明式家具、私家園林、發達的工藝品制作都觸及這個論題。
衙役有書房，西門慶和妓女有書房，我們一直以為書房是畫家、文學家們的專屬。還有更顛覆大家慣常思維的故事？這種奇葩的文化現象更促使我們打開思路，廣泛深入地思考明清時期物質文化的消費。
晚明的世界就是如此神奇，包括黃花梨家具、園林、古物、時玩乃至“書房”的流行，實際緣于這種神奇。經濟發達，社會富有，消費提高，奢侈風行，文化、工藝和藝術前所未有的充滿活力，這絕非是附庸風雅一句話可以簡化定論，也不是簡單的文人引導即能概括。這是一個復雜的格局中互相的觸動激發。“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古語可能是其中的一種解讀邏輯。石濤曾說，繪畫是富人閑時的消遣，繪畫作為極高的文化修養，揚州富有的商人不但是其作品的主要購買者，而且他們的子弟，往往還向石濤學畫。
黃花梨家具、園林、古物、時玩乃至“書房”，表明這個晚明時期奢侈品的符號象征性的消費已經十分火熱。奢侈品使用不僅僅是實物的、物質的和感官的享受，當然也不排除有些是為了表明個人的個性、品位，但更多的是以此顯示自己的地位身份。“競事華侈”與財富、身份的證明息息相關。由于奢侈品超出實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消費特性，往往讓人感到“尤可怪者”。
黃花梨家具在明清之際，乃至今天，都是少數財富精英的消費品，黃花梨、紫檀家具當時已具有現代奢侈品理論中奢侈品四大特征：非必需性、稀缺性、昂貴性、財富精英性。同時具備奢侈品三大購買動機：保值增值、象征權力和財富、享受物質生活。
在現代經濟學上，奢侈品是價值與品質關系比值最高的產品，又是無形價值與有形價值關系比值最高的產品。其無形價值已遠遠大于其使用價值了。所謂無形價值，即奢侈品的密碼，就是底蘊深厚的富貴文化。
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在其名著《有閑階級論》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即“炫耀性消費”。它是指富裕的上層階級通過購買非生存必需的奢飾品，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錢財產和社會地位，以及由此而來的名譽和榮耀。凡勃倫還有一句名言：“炫耀性消費，表明在奢華而無用的產品和服務上花錢是‘財富的證明’，而無能力購買足夠數量的高質產品被視為身份不夠高的劣等人。”
傳統娶嫁不是孤立的活動，其器物置辦和使用就是向各路人群直接炫示其家庭財富、社會地位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成婚以后還一直無形地存在。婚娶慶典本身又是向社會炫耀、自我證明的最好平臺。這種消費，除感官和生理享受外，社會意義是還有一個阻止他人的社會地位的流動，將已上升到社會上層人士群體制度化的含義。
波德里亞的“符號消費”理論認為，商品在進行消費時，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和權力等計價，而不是根據該物的成本或勞動價值來計價的。如此這個商品就有了“符號價值”，其使用屬性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隱含于其中的某種文化意義和社會價值。后者使它也具有社會意義和文化生命，成為身份和個人價值的象征。黃花梨家具等高檔材質家具的使用，從來就不僅是一般用具的消費，而是其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和權力的象征意義的消費，是“符號消費”。
黃花梨家具按照富貴文化的特點塑造了自己。明代交通史研究表明，明代海外貿易，由于對利潤的追逐，從海外購回的都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黃花梨木材也屬于此。其制作的家具則帶有更強烈的奢侈性，匠人們遵守以質量取勝的奢侈品制作法則（大眾消費品的生產法則是降低成本，擴大產量），精益求精，在一代代的苦心經營中，明式家具成為代表一個時代的名片。“至于器用，先年俱尚樸素堅狀，貴其堅久。近則一趨脆薄，茍炫目前，侈者必求花梨、癭柏，嵌石填金，……風之靡也，非一日矣。”明人對“花梨、癭柏，嵌石填金”家具的抨擊，反映了黃花梨家具“侈者必求”的社會觀念和現實。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將資本分為四種類型：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擁有者，自然要掌控文化資本，而且其文化資本擁有的層級與其政治、經濟資本的層級是成正比的。三位相攜而行，文化資本永遠是一個不會被忘掉的獵物。明清時期，政界受寵得意、生意場游刃有佘者，以其能力和閱歷，可以輕易地認同各類物質文化成果乃至精神文化產品，而且把握著他們的命運。明代私家園林如此，書畫古董如此，黃花梨家具亦如此。文化從來不是“讀書人”說了算。
晚明，社會財富精英人群占據著廣大的社會財富，是奢糜風氣的主要推手，是當時包括紫檀、黃花梨家具在內的奢侈用品的主要消費人群。財富精英包括了多種身份群體的上層人士，或者說是富貴人群，這個群體包括官僚、士紳、商人、上層文人等等，他們的身份常常又不是單一的，往往一身二任或數任。明代中期以后，官僚、商人、地主、文人多身份合一的社會形象日益鮮明，一體多面的“縉紳士大夫”構成了明清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權力階層。
明確明式家具的消費人群，可以更準確明了明式家具的商品屬性。傳統的社會倫理在這里不應是家具價值評判的障礙。工藝史研究中，道德化、情感化的矯飾和美化已經左右人們太久。在已往的明式家具史研究中，人們很早就注意了物與社會意義的關聯，即家具不僅是商品性的物，它還有文化和社會的象征性。但是在探討時，存在把工藝品人為地“道德化”、“優雅化”、“文人化”的傾向�，F代經濟學對“奢侈”的意義和社會影響的評價，有一個艱苦的“去道德化”的過程。在明式家具的評價中，這個過程可能還未走出第一步。
欲望和“奢侈”，固然缺少人類“高大上”理想主義的光亮，但它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也實實在在地存在于歷史和現實之中。“花梨木、雞翅木、土蘇木皆產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外人不識路徑，不能尋取，黎眾亦不相容耳。”如果沒有欲望和“奢侈”，至今，高高的黃花梨樹仍然未走出深深的黎山。
筆者在明式家具的研究中形成這樣的觀點：明式家具是承繼宋明傳統匠學、匠術文化，在明清奢侈風潮中，由官貴富有階層消費的奢侈品，其中多有婚嫁家具。這個觀點是建立在大量文獻和實物基礎上的。但它“離經叛道”的意味，讓人躊躇并反問再三。驀然回首，詳審和研讀萬歷年間的范濂《云間據目抄》，它似乎早已提供了注腳。它是當地風俗的白描，又是一篇晚明史大文章的簡單提要。你反反復復的多方論述，其核心精神，其實早被幾百年前一條短小史料一語道破。
范濂，字叔子，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年不詳。明松江府華亭縣人。所著《云間據目抄》，成書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分人物、風俗、祥異、賦役、土木五類，各為一卷。主要記載其家鄉云間（松江）地區萬歷年間風土人情。對手工業、商業及城鎮繁榮生活有較多反映。所記必據目親睹，故名《云間據目抄》。對于晚明世風之變，該書觀察細致，記載尤為明清史學界重視。
書中記載松江地區風俗：“自淳而趨于薄也，猶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素稱奢淫黠傲之俗，已無還淳挽樸之機。兼以嘉隆以來，豪門貴室，導奢導淫，博帶儒冠，長奸長傲，日有奇聞疊出，歲多新事百端，……倫敦蕩然，綱紀已矣。”
上海松江地區風俗素來“奢淫黠傲”，“已無還淳挽樸之機”，“嘉隆以來”，民風更加是江河日下，“倫教蕩然，綱紀已矣。”在此風氣下，云間地區的器用、服飾等，變化劇烈，在服飾鞋帽方面：“萬歷以來，始有男人制鞋。后漸輕俏精美，遂廣設諸肆于郡治東，而轎夫營鞋始為松之敝帚矣。”
又如：“松江舊無暑襪店，暑月間穿氈襪者甚眾。萬歷以來，用尤墩布為單暑襪，極輕美，遠方爭來購之。故郡治西郊廣開暑襪店百余家，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為生，從店中給籌取值，亦便民新務。”“從店中給籌取值”，這是明晚期手工業中出現了雇傭關系的經典史料。
在《記土木》中，記述了松江地區自嘉靖以后，“士宦富民競為興作，朱門華屋，峻宇雕墻，下逮橋梁、禪觀、牌坊，悉甲他郡。”這清晰地表述了松江官宦富有人家大興土木之態，朱門華屋，峻宇雕墻，乃至橋梁、廟宇、牌坊，豪華富麗，超越其他地區。
范濂，一介布衣，在一個華麗紛繁的世界中，睜大眼睛，細致而敏感，觀察和思考著風俗的此消彼長，在紛亂中，有迷茫，但也有判斷。他無功利地一條條記寫當地一絲一縷的變化，這種史料每多一條，后世史家的福利便增加幾分。那等鮮活的文字，讓后世的治史者多么的喜歡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