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嘉恩的身份一直在藏家和行家之間變換。30多年間，她既以自己的“嘉木堂”成為全球最大明式家具私人藏家的主要供貨商，也是近些年世界各國博物館明式家具展覽和相關目錄書籍的主要推手。而今她作為藏家，將自己100多件明式家具的完整收藏首次全部展出。
我問伍嘉恩，2011年比利時“侶明室”明式家具收藏被拍賣時，她是什么心情。她扇了扇手中的木折扇，低下頭陷入了回憶。
“將積累的收藏拿去賣，將整體收藏分散，怎么說呢，人家賣東西，我沒有特別覺得這件事應該不應該。畢竟每個人的收藏，每個人私人財產的分配，都是由自己決定的。但是，學習明式家具，不僅需要通過書錄，更需要對實物進行上手考察，如果沒有一套完整的實物收藏留下來，對明式家具研究的傳承是很難的。”
伍嘉恩在她所著的《明式家具經眼錄》中，對2011年5月21日這場拍賣是這樣描寫的：“筆者出席展覽開幕式，心情激動又復雜。激動的原因是‘侶明室’藏品，幾乎悉數(shù)來自‘嘉木堂’，上次他們公開亮相，已是五年前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永壽宮的‘永恒的明式家具’展覽。與他們重逢就如親人、故人相遇，那種感覺，扣人心弦。復雜是因為這經過20多年努力才集成的高級別明式家具收藏，即將被投入市場，在北京上拍。就譬如多年一起生活的一家人即將各走各路，各散東西。”
那天晚上，各地藏家聚集在中國嘉德的拍賣現(xiàn)場，北京國際飯店會議中心南廳連兩側走廊和座椅后方都擠滿了人。當晚，“侶明室”的70件套家具全部以高于估價數(shù)倍成交，總成交價高達2.47億元人民幣。文章末尾，伍嘉恩只寥寥寫下一句：“一夜之間，比利時‘侶明室’收藏的明式家具各散東西，被新一代關注明式家具的人接收。”
伍嘉恩傾注了大量心血的“侶明室”，曾是她作為明式家具商這30年的見證。王世襄（左）與伍嘉恩在2006年故宮舉辦的“侶明室”展覽上
1985年，隨著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賞》的出版，中國掀起明式家具熱潮。明式家具自內地不斷涌現(xiàn)于收藏市場，香港在彼時成為重要的文物集散地。“多年追求明式家具，從來未經歷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能購買那么多材美工良的黃花梨珍品，真是眼花繚亂。興奮之余，意會到新的收藏時代已經來臨。”對明式家具的喜愛，使伍嘉恩想將所見到的精品明式家具全部買下來。為了滿足自己的收藏欲，伍嘉恩從單純的明式家具藏家轉變?yōu)樾屑遥?987年在香港創(chuàng)辦了經營明式家具的古董行，王世襄為其命名“嘉木堂”。
1990年，比利時籍企業(yè)管理顧問專家菲利普·德巴蓋經過香港時無意走進剛剛成立三年的“嘉木堂”，并自此決定開始收集明式家具。此后德巴蓋至少每季都會去一趟“嘉木堂”，還會在世界各地的展覽上挑選明式家具納入收藏，而伍嘉恩成了他的收藏顧問。他的藏品日益增加，逐漸成為一套趨于完整的系列，德巴蓋決定新建一幢住所，與這些明式家具生活在一起，“侶明室”藏品系列之名由此而來。
同一時期，香港的葉承耀醫(yī)生也找到伍嘉恩，他的“攻玉山房”在日后與“侶明室”一起，成為收藏界最大的兩組明式家具私人藏品系列。
“所有經過我手的家具，我都把它們視作我的家具。”伍嘉恩對我解釋，成為明式家具商的她后來秉持這種“過手即擁有”的精神，為每件家具找到一個好歸宿。
伍嘉恩并不滿足于此，她開始從買賣層面上升到家具研究，為藏品著書立說并舉辦展覽。1999年她在倫敦當代藝術中心策劃葉承耀醫(yī)生藏明式家具展。2003年，巴黎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重建后以“侶明室”藏品作為開館特展，2006年，伍嘉恩與吉美博物館館長共同策劃，在故宮博物院永壽宮舉辦“侶明室”個人藏品展。
“侶明室”20年的積淀，在2011年戛然而止。德巴蓋夫婦因為離婚面臨分割財產，不得不將“侶明室”整個系列的所有藏品盡皆出售。伍嘉恩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行業(yè)內將拆散藏家藏品的因素總結為“3D”，即三個英文單詞的開頭字母，“欠債”（debt）、“死亡”（death）和“離婚”（divorce）。“顯然侶明室就是趕上了divorce。”
如何處置自己畢生的完整收藏，其實是每一位藏家都要面臨的問題。
被稱為“中國家具之父”的王世襄先生同樣考慮過這個問題。王世襄于2009年去世，他在生前除了將一批明式家具收藏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之外，還曾在2003年通過中國嘉德做了一個拍賣專場，將自己收藏的明式家具全部釋出。“那時王先生有過一個頗長的掙扎過程，最后他認為，在生前有組織地看它們上路，比他不在后亂分散更好。”伍嘉恩回憶道。
如今，伍嘉恩說她也到了考慮這一問題的時候了。也正因此，她才將自己收藏的整套明式家具公之于世。
伍嘉恩個人收藏的創(chuàng)立，同樣源于對他人系列收藏被拆散的“恐懼”。
1995年，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決定改變館藏方向，放棄明式家具而改為收藏法國藝術品。此時該博物館原有的五六十件明式家具館藏，面臨著被拆散銷售的命運。王世襄知道后，對伍嘉恩說，“這套家具能留著一起就好了。”伍嘉恩聽進去了，于是決定組織一套具有代表性的完整明式家具收藏。她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王世襄，后者為這套未來的家具收藏賜名“木趣居”。從此，依靠已有的“嘉木堂”家具買賣網絡，伍嘉恩開始為自己的非賣品系列“木趣居”搜羅最好的明式家具。她甚至將已經通過“嘉木堂”出手的家具為“木趣居”買回，失散的成對、成堂椅子、凳子，也盡力購回。
經過30年嚴格標準的秘密收集，如今“木趣居”的100多件套涵蓋幾乎所有明式家具種類，包括稀有的香幾、結構特殊的孤品方桌，以及人們所說的僅存兩件之一的黃花梨制拔步床，據(jù)伍嘉恩說，當中不少從未曝光。 這套頂級明式家具收藏9月底將在香港蘇富比秋拍展覽中首次整套亮相。很多藏家得知這一消息后，都以為出手收購明式家具的好時機來了。但其實他們理解錯了，“木趣居”的整套藏品并不出售，伍嘉恩與蘇富比籌備這次展覽的初衷，是想讓更多人能夠看到這套家具。
“最近這10年，很多規(guī)模比較大的明式家具收藏都在市場上分散了，沒有什么比較有體系的代表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工作一定是我的了。我特別想在我還有能力，還有魄力的時候去把‘木趣居’展示出來，其實連我自己都從沒機會看到這100多件套收藏集體亮相。”伍嘉恩說。
似乎收藏總有被拆散的命運，因此為當下的系列藏品編寫圖錄，也成了每位藏家的功課，即便以后有朝一日藏品四散，還可以用一本圖錄證明這些家具曾經在一起過。
伍嘉恩曾分別為“侶明室”和“攻玉山房”編寫過圖錄，也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和故宮出版社出版過《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中國古典家具）及《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而本次與“木趣居”展覽同步面世的，是伍嘉恩編寫的《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將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伍嘉恩說：“這30多年我經手過眼的明式家具無數(shù)，他們教育了我，我吸收了常人不知的知識。以往編撰圖錄，為了傳達這些知識，會提點每件套的特征，為何與眾不同，道其獨特風格。以上種類的文字，在撰寫這本圖錄時盡量略去，主要陳述家具的結構。這回我少說話，是因為希望以家具本身的線條、形狀、顏色傳達它們的本質與精神，讓家具自己說話。”
為明式家具著書立說做研究，是從王世襄先生開始的。1985年王世襄撰寫的《明式家具珍賞》，融會了幾十年的收藏經驗，通過對古籍的整理、實例考察以收集工匠口語里邊的術語和方言，科學地整理了一套公丈名詞語言，解讀明式家具最核心的榫卯結構，由此明式家具才得以進入學術研究領域，而在此之前只有外觀審美。
在《明式家具鑒賞》出版之前，伍嘉恩便與王世襄先生相識。1983年，王世襄去英國講學途經香港，他在燕京大學的同學、香港慈善家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院北山堂創(chuàng)辦人李榮森設宴招待他。伍嘉恩當時剛從英國回香港，被叫到了這些長輩的飯局上。伍嘉恩回憶說，她那時已經在涉足收藏，手上拿著一件羅甸盒子把玩，引起了王世襄先生的注意。
伍嘉恩說，那個時期她已經開始收藏明式家具了。事實上，由于西方對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比國內要早得多。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生活在中國的西方學者、商人和外交家就已經在購藏明式黃花梨家具。其中，當時的輔仁大學漢代研究教授、德國學者艾克斯（Gustav Ecke）出版了一本介紹明式家具的專著《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黃花梨家具之美），他在書中描述黃花梨家具，“它完全不帶偽裝，表現(xiàn)出一種純美，和對材料的尊崇。它們被放置于達官貴人的廳堂，營造出簡約和從容不迫的超凡氣度”。這一專著的出版，牽起了第一波明式家具的收藏熱潮。1949年這些外國人離開中國時，把一批明式家具帶返本國，直至70年代，美歐等地從未中斷過對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
也正是在70年代在英國讀書期間，伍嘉恩通過倫敦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喜歡上了明式家具。她不僅癡迷于明式家具外形的美觀典雅，還深入研究家具的榫卯結構，為此，她曾在倫敦的古典家具維修廠實習，成為廠里唯一的女生。她后來去加拿大和美國讀書，也在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波士頓美術館系統(tǒng)地研究過明式家具。
1985年，王世襄的《明式家具鑒賞》將要在香港三聯(lián)書店出版時，書店想同期舉辦一個小型展覽為新書造勢，找到伍嘉恩向她借明式家具。那年9月的新書發(fā)售儀式上，香港三聯(lián)書店在維多利亞皇后街香港中環(huán)的三樓小房間里，陳列了10組黃花梨明式家具和幾件案頭木器，其中六組是伍嘉恩從英國、美國各地購買運回香港家中的。由于王世襄也來出席，香港各界的資深古董收藏家都參加了開幕儀式，當時還是收藏后輩的伍嘉恩驚訝地發(fā)現(xiàn)，在瓷器、書畫、玉器等各類中國古董收藏嘉賓中，大部分人竟然從未聽過或見過明式家具，所以僅10組家具的小型展覽就獲得了“大開眼界”的好評。伍嘉恩從此有了知名度，為她從收藏家向職業(yè)行家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明式家具鑒賞》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中文版與第二年出版的英文譯本大受歡迎，明式家具逐漸吸引專家、學者和收藏家的注意力，有心的藏家甚至建造網絡，以書內圖片為樣本在全國搜索明式家具。明式家具熱潮在中國正式開始。
王世襄先生給了伍嘉恩力所能及的扶持，先后將“嘉木堂”和“木趣居”兩個名字贈予伍嘉恩，對后者的影響也遠遠超出了家具層面。剛認識王世襄先生時，伍嘉恩剛從英國回來，與他說話、寫信都用英語。后來有一次王世襄來香港，對伍嘉恩說：“你喜歡中國家具就要學中文，這樣才能比較真切地去感受它，以后你給我寫信就用中文吧。”自此伍嘉恩開始學習普通話，再練習用中文寫信，直至今天如此熟練。
跨中西文化是伍嘉恩的長處。2006年伍嘉恩在故宮博物院策劃“侶明室”展覽的時候，嘗試在展覽中植入了新意，在故宮的四個宮殿里，將德國20世紀早期的極簡風格家具與明式家具擺在了一起，意在展現(xiàn)東西方審美的共鳴與影響。王世襄先生那次也去了，當時他身體狀況已經不好。伍嘉恩記得，老先生當時非常高興，因為故宮此前沒做過以明式家具為主題的展覽。
從曾經為別人的“攻玉山房”和“侶明室”組織、推廣收藏，到在全世界范圍組織明式家具展，再到如今介紹自己的收藏“木趣居”，這種轉變也難免讓眾多關注者認為伍嘉恩即將隱退江湖。對于這樣的猜測，伍嘉恩回避了問題，只給出了一個模糊的回答：“第一步是把‘木趣居’介紹出來，然后再探索有什么機會。建立‘木趣居’的本心是組織一套有代表性的明式家具留在一起。堅持多年，初衷未變，我的希望是讓‘木趣居’的收藏一直在一起，給后代。”
“侶明室”和“嘉木堂”
我問伍嘉恩，2011年比利時“侶明室”明式家具收藏被拍賣時，她是什么心情。她扇了扇手中的木折扇，低下頭陷入了回憶。
“將積累的收藏拿去賣，將整體收藏分散，怎么說呢，人家賣東西，我沒有特別覺得這件事應該不應該。畢竟每個人的收藏，每個人私人財產的分配，都是由自己決定的。但是，學習明式家具，不僅需要通過書錄，更需要對實物進行上手考察，如果沒有一套完整的實物收藏留下來，對明式家具研究的傳承是很難的。”
伍嘉恩在她所著的《明式家具經眼錄》中，對2011年5月21日這場拍賣是這樣描寫的：“筆者出席展覽開幕式，心情激動又復雜。激動的原因是‘侶明室’藏品，幾乎悉數(shù)來自‘嘉木堂’，上次他們公開亮相，已是五年前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永壽宮的‘永恒的明式家具’展覽。與他們重逢就如親人、故人相遇，那種感覺，扣人心弦。復雜是因為這經過20多年努力才集成的高級別明式家具收藏，即將被投入市場，在北京上拍。就譬如多年一起生活的一家人即將各走各路，各散東西。”
那天晚上，各地藏家聚集在中國嘉德的拍賣現(xiàn)場，北京國際飯店會議中心南廳連兩側走廊和座椅后方都擠滿了人。當晚，“侶明室”的70件套家具全部以高于估價數(shù)倍成交，總成交價高達2.47億元人民幣。文章末尾，伍嘉恩只寥寥寫下一句：“一夜之間，比利時‘侶明室’收藏的明式家具各散東西，被新一代關注明式家具的人接收。”
伍嘉恩傾注了大量心血的“侶明室”，曾是她作為明式家具商這30年的見證。
1985年，隨著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賞》的出版，中國掀起明式家具熱潮。明式家具自內地不斷涌現(xiàn)于收藏市場，香港在彼時成為重要的文物集散地。“多年追求明式家具，從來未經歷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能購買那么多材美工良的黃花梨珍品，真是眼花繚亂。興奮之余，意會到新的收藏時代已經來臨。”對明式家具的喜愛，使伍嘉恩想將所見到的精品明式家具全部買下來。為了滿足自己的收藏欲，伍嘉恩從單純的明式家具藏家轉變?yōu)樾屑遥?987年在香港創(chuàng)辦了經營明式家具的古董行，王世襄為其命名“嘉木堂”。
1990年，比利時籍企業(yè)管理顧問專家菲利普·德巴蓋經過香港時無意走進剛剛成立三年的“嘉木堂”，并自此決定開始收集明式家具。此后德巴蓋至少每季都會去一趟“嘉木堂”，還會在世界各地的展覽上挑選明式家具納入收藏，而伍嘉恩成了他的收藏顧問。他的藏品日益增加，逐漸成為一套趨于完整的系列，德巴蓋決定新建一幢住所，與這些明式家具生活在一起，“侶明室”藏品系列之名由此而來。
同一時期，香港的葉承耀醫(yī)生也找到伍嘉恩，他的“攻玉山房”在日后與“侶明室”一起，成為收藏界最大的兩組明式家具私人藏品系列。
“所有經過我手的家具，我都把它們視作我的家具。”伍嘉恩對我解釋，成為明式家具商的她后來秉持這種“過手即擁有”的精神，為每件家具找到一個好歸宿。
伍嘉恩并不滿足于此，她開始從買賣層面上升到家具研究，為藏品著書立說并舉辦展覽。1999年她在倫敦當代藝術中心策劃葉承耀醫(yī)生藏明式家具展。2003年，巴黎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重建后以“侶明室”藏品作為開館特展，2006年，伍嘉恩與吉美博物館館長共同策劃，在故宮博物院永壽宮舉辦“侶明室”個人藏品展。
“侶明室”20年的積淀，在2011年戛然而止。德巴蓋夫婦因為離婚面臨分割財產，不得不將“侶明室”整個系列的所有藏品盡皆出售。伍嘉恩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行業(yè)內將拆散藏家藏品的因素總結為“3D”，即三個英文單詞的開頭字母，“欠債”（debt）、“死亡”（death）和“離婚”（divorce）。“顯然侶明室就是趕上了divorce。”
個人收藏“木趣居”
如何處置自己畢生的完整收藏，其實是每一位藏家都要面臨的問題。
被稱為“中國家具之父”的王世襄先生同樣考慮過這個問題。王世襄于2009年去世，他在生前除了將一批明式家具收藏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之外，還曾在2003年通過中國嘉德做了一個拍賣專場，將自己收藏的明式家具全部釋出。“那時王先生有過一個頗長的掙扎過程，最后他認為，在生前有組織地看它們上路，比他不在后亂分散更好。”伍嘉恩回憶道。
如今，伍嘉恩說她也到了考慮這一問題的時候了。也正因此，她才將自己收藏的整套明式家具公之于世。
伍嘉恩個人收藏的創(chuàng)立，同樣源于對他人系列收藏被拆散的“恐懼”。
1995年，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決定改變館藏方向，放棄明式家具而改為收藏法國藝術品。此時該博物館原有的五六十件明式家具館藏，面臨著被拆散銷售的命運。王世襄知道后，對伍嘉恩說，“這套家具能留著一起就好了。”伍嘉恩聽進去了，于是決定組織一套具有代表性的完整明式家具收藏。她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王世襄，后者為這套未來的家具收藏賜名“木趣居”。從此，依靠已有的“嘉木堂”家具買賣網絡，伍嘉恩開始為自己的非賣品系列“木趣居”搜羅最好的明式家具。她甚至將已經通過“嘉木堂”出手的家具為“木趣居”買回，失散的成對、成堂椅子、凳子，也盡力購回。
經過30年嚴格標準的秘密收集，如今“木趣居”的100多件套涵蓋幾乎所有明式家具種類，包括稀有的香幾、結構特殊的孤品方桌，以及人們所說的僅存兩件之一的黃花梨制拔步床，據(jù)伍嘉恩說，當中不少從未曝光。 這套頂級明式家具收藏9月底將在香港蘇富比秋拍展覽中首次整套亮相。很多藏家得知這一消息后，都以為出手收購明式家具的好時機來了。但其實他們理解錯了，“木趣居”的整套藏品并不出售，伍嘉恩與蘇富比籌備這次展覽的初衷，是想讓更多人能夠看到這套家具。
“最近這10年，很多規(guī)模比較大的明式家具收藏都在市場上分散了，沒有什么比較有體系的代表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工作一定是我的了。我特別想在我還有能力，還有魄力的時候去把‘木趣居’展示出來，其實連我自己都從沒機會看到這100多件套收藏集體亮相。”伍嘉恩說。
著書立說
似乎收藏總有被拆散的命運，因此為當下的系列藏品編寫圖錄，也成了每位藏家的功課，即便以后有朝一日藏品四散，還可以用一本圖錄證明這些家具曾經在一起過。
伍嘉恩曾分別為“侶明室”和“攻玉山房”編寫過圖錄，也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和故宮出版社出版過《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中國古典家具）及《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而本次與“木趣居”展覽同步面世的，是伍嘉恩編寫的《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將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伍嘉恩說：“這30多年我經手過眼的明式家具無數(shù)，他們教育了我，我吸收了常人不知的知識。以往編撰圖錄，為了傳達這些知識，會提點每件套的特征，為何與眾不同，道其獨特風格。以上種類的文字，在撰寫這本圖錄時盡量略去，主要陳述家具的結構。這回我少說話，是因為希望以家具本身的線條、形狀、顏色傳達它們的本質與精神，讓家具自己說話。”
為明式家具著書立說做研究，是從王世襄先生開始的。1985年王世襄撰寫的《明式家具珍賞》，融會了幾十年的收藏經驗，通過對古籍的整理、實例考察以收集工匠口語里邊的術語和方言，科學地整理了一套公丈名詞語言，解讀明式家具最核心的榫卯結構，由此明式家具才得以進入學術研究領域，而在此之前只有外觀審美。
在《明式家具鑒賞》出版之前，伍嘉恩便與王世襄先生相識。1983年，王世襄去英國講學途經香港，他在燕京大學的同學、香港慈善家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院北山堂創(chuàng)辦人李榮森設宴招待他。伍嘉恩當時剛從英國回香港，被叫到了這些長輩的飯局上。伍嘉恩回憶說，她那時已經在涉足收藏，手上拿著一件羅甸盒子把玩，引起了王世襄先生的注意。
伍嘉恩說，那個時期她已經開始收藏明式家具了。事實上，由于西方對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比國內要早得多。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生活在中國的西方學者、商人和外交家就已經在購藏明式黃花梨家具。其中，當時的輔仁大學漢代研究教授、德國學者艾克斯（Gustav Ecke）出版了一本介紹明式家具的專著《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黃花梨家具之美），他在書中描述黃花梨家具，“它完全不帶偽裝，表現(xiàn)出一種純美，和對材料的尊崇。它們被放置于達官貴人的廳堂，營造出簡約和從容不迫的超凡氣度”。這一專著的出版，牽起了第一波明式家具的收藏熱潮。1949年這些外國人離開中國時，把一批明式家具帶返本國，直至70年代，美歐等地從未中斷過對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
也正是在70年代在英國讀書期間，伍嘉恩通過倫敦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喜歡上了明式家具。她不僅癡迷于明式家具外形的美觀典雅，還深入研究家具的榫卯結構，為此，她曾在倫敦的古典家具維修廠實習，成為廠里唯一的女生。她后來去加拿大和美國讀書，也在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波士頓美術館系統(tǒng)地研究過明式家具。
1985年，王世襄的《明式家具鑒賞》將要在香港三聯(lián)書店出版時，書店想同期舉辦一個小型展覽為新書造勢，找到伍嘉恩向她借明式家具。那年9月的新書發(fā)售儀式上，香港三聯(lián)書店在維多利亞皇后街香港中環(huán)的三樓小房間里，陳列了10組黃花梨明式家具和幾件案頭木器，其中六組是伍嘉恩從英國、美國各地購買運回香港家中的。由于王世襄也來出席，香港各界的資深古董收藏家都參加了開幕儀式，當時還是收藏后輩的伍嘉恩驚訝地發(fā)現(xiàn)，在瓷器、書畫、玉器等各類中國古董收藏嘉賓中，大部分人竟然從未聽過或見過明式家具，所以僅10組家具的小型展覽就獲得了“大開眼界”的好評。伍嘉恩從此有了知名度，為她從收藏家向職業(yè)行家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明式家具鑒賞》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中文版與第二年出版的英文譯本大受歡迎，明式家具逐漸吸引專家、學者和收藏家的注意力，有心的藏家甚至建造網絡，以書內圖片為樣本在全國搜索明式家具。明式家具熱潮在中國正式開始。
王世襄先生給了伍嘉恩力所能及的扶持，先后將“嘉木堂”和“木趣居”兩個名字贈予伍嘉恩，對后者的影響也遠遠超出了家具層面。剛認識王世襄先生時，伍嘉恩剛從英國回來，與他說話、寫信都用英語。后來有一次王世襄來香港，對伍嘉恩說：“你喜歡中國家具就要學中文，這樣才能比較真切地去感受它，以后你給我寫信就用中文吧。”自此伍嘉恩開始學習普通話，再練習用中文寫信，直至今天如此熟練。
跨中西文化是伍嘉恩的長處。2006年伍嘉恩在故宮博物院策劃“侶明室”展覽的時候，嘗試在展覽中植入了新意，在故宮的四個宮殿里，將德國20世紀早期的極簡風格家具與明式家具擺在了一起，意在展現(xiàn)東西方審美的共鳴與影響。王世襄先生那次也去了，當時他身體狀況已經不好。伍嘉恩記得，老先生當時非常高興，因為故宮此前沒做過以明式家具為主題的展覽。
從曾經為別人的“攻玉山房”和“侶明室”組織、推廣收藏，到在全世界范圍組織明式家具展，再到如今介紹自己的收藏“木趣居”，這種轉變也難免讓眾多關注者認為伍嘉恩即將隱退江湖。對于這樣的猜測，伍嘉恩回避了問題，只給出了一個模糊的回答：“第一步是把‘木趣居’介紹出來，然后再探索有什么機會。建立‘木趣居’的本心是組織一套有代表性的明式家具留在一起。堅持多年，初衷未變，我的希望是讓‘木趣居’的收藏一直在一起，給后代。”
